贫困之交
书之于我，可谓贫困之交。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铛响，母亲为了省油，只许点一根灯芯夜读。就这样几部只能读个半懂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相伴我走过了童年。
长大了，到外地求学。每逢节假日就到废旧书摊过把瘾。书摊老板见我是穷学生，同意把书借回学校，让我得到分外的满足。
后来就开始谋生。解放前的小学教员，工资很低，除吃饭外，很少有余剩。但只要一有余钱就拿去买书那时的年轻人很爱读鲁迅的书，也喜欢外国名著。于是我的案头便有了鲁迅的杂文、小说。也有诸如《红字》、《钦差大臣》、《父与子》和《罗亭》。就是进了国民党集中营，书是看不成了，难友们就背诵《阿 Q 正传》、《女神》之类。你背几句，我诵几句，居然能八九不离十地把某些章节读过大概。这也算是天底下最最奇特的一种读书方式。
四川解放时，我都二十三岁了，又在公安局工作，还兼管着图书。但我还是改不了旧习，还是爱逛书店。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用了几个中午，在新华书店站着读完的。
然而，命途多舛。一九五七年不幸又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虽然没有了自由，但侥幸还没有剥夺读书的权利。一大群右派知识分子以书为媒，成为知己，互相交换从家里带去的书。一人几本，上百人加起来就成百上千，形成了一座看不见的流动图书室。我是一个肺结核患者，承蒙“照顾”安排做些轻活。其实就是割青肥、捡牛粪之类。我开始钻空子，把书夹带上山，马马虎虎拾足了自以为可以交差的牛屎，就钻进草丛，一屁股坐下来贪婪地读个够。刚出版的《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和古典名著《失乐园》、《地狱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读的。劳教三年，犹如进了一回大学校，现在想起来依然有滋有味。
走出劳教场当了木匠，文革中又被管制起来，打入社会最底层。“封'”、“资”、“修'不敢看了，怕再遭横祸，就读《马恩通信集》、《红岩》、《欧阳海之歌》。一本《康有为》，也只好躺在床上偷偷地看。
斗转星横，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大赦” 右派，工作恢复了，由小学校长升格为高中教员。这时才猛悟读书太少，太不系统，又没有上过大学，于是冒昧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五十二岁满头花白的函授生。
风雨几十年，穷困几十年，许多事都如过眼烟云，唯书本始终不离左右。我这一辈子，虽然没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梦想，却相信书中自有春常在，书中自有夕阳红。如今，年过七十，将复何求，唯书而己！（ 1997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