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仇正（校对）三十员，书工二百员”。《翰林志》载“二库书官各有录，小使主之；西三间，书官主之，曰待制”。可见政事日繁，就需这些职位高低不同的人充任。职位的高低，反映了他们书艺的优劣，他们都是书法实践者的中坚力量。
  至于书法一词的提出，应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南世》载“周朗，少从外氏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可见要精书艺，必须有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方能速成。南北朝时学者庾肩吾“以汉至齐梁之能书真、草者，分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有《书品》一卷。”至唐朝张怀谨撰《书断》三卷，下卷以能书者为神、妙、能三品，皆列姓名，后为小传。书家之有“三品”之目，自此书始。可见“书品”为评定书艺优劣品次之标准。但古人似乎只重书品而未及人品。其后，则人品日重。
  宋朝时，雕版及活字印刷术盛行。据说，南宋奸相秦桧，为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将楷书加以“裁弯取直”，改为“横平竖直”、“横轻竖重”。于是笔划整齐划一，便于书刻，从而创出一种新字体来。本应名曰“秦体”，但秦桧乃奸臣，因名曰“宋体”。千年以来，宋体有老宋、黑体、仿宋，进而衍变成美术字，所有书刊、广告、标语、传单、招牌……多采用之，其覆盖面之广，超过王、颜、柳、赵诸名家，而无一人名之曰“秦体”，只呼为“宋体”者，实乃人品重于书品之明证也。
  又如文革初期，林彪曾显赫一时，其崇拜者大搞“红海洋”，将其所写的笔姿残破、构体散乱，如一堆“烂柴块子”的“大海航行……”的题字，涂遍全国城乡墙壁。一朝叛逃，折戟沉沙，成为一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全国数日之间，洗刷一空，人心大快，此即人品重于书品之生动写照。而岳飞之“还我河山”，和当代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题词、诗词以及张爱萍、舒同等革命将领的书法，人皆珍重藏之，习之者，即人品重于书品也。
  我辈后生，无轰轰烈烈之功业，而亦挥毫学书，能不重视自己人品之修养乎！
                                        （1997年 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