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结婚”

好友彭召棠在玉屏小学教书，我每次到玉屏，都必定要到他家去耍。 1963 年春，我到玉屏公社了解农村财务会计工作情况，自然要去拜访彭召棠。彭召棠比我大几岁， 1953 年与同校教师郭亚兰结婚，其时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见我已 30 多岁，还是一个单身汉，有点为我着急了。谈话间，他带点责备的口气对我说：“我看你干工作还得行，就是找姑娘不得行，这么大年纪 了还是个

一九六三年的刘可琼 单身汉”。我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姑娘嘛，就是不好找”。停一会，他说：“我有一个女学生，名叫刘可琼，家住老鸭沟农村，家庭成份是地主，已到结婚年龄，现在家里劳动”。稍一打顿他继续说：“讲人才嘛，不比你原来那个杨经芸差，（杨是我原来的恋人， 1957 年吹了），你认为要得，我去做工作”。我听说人才不比杨经芸差，心里首先就七、八分乐意了。便腼腆地说：“ 见见面再说吧”。彭召棠见我回话了，便说：“刘可琼家里是她的母亲作主，明天是赶红桥的场期，待她母亲上街来，我约她谈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到公社附近的生产队看了看，中午回来吃午饭。刚一进门，公社社长王家炳就对我说：“彭老师叫你去他家有事”。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事了。便立即去了学校。看见彭召棠正与一位中年妇女在礼堂头站着说话，这位妇女穿着朴素整洁，富态大方，我也就知道是谁了。便从容地走过去和彭召棠搭话，并与那位妇女对视了一下，微微点头，表示礼貌。稍顷，我便告退到彭召棠家去。一会儿，彭召棠回来说，彼母约请到她家与姑娘见面。

待到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彭召棠去老鸭沟与刘可琼见面。路上彭召棠告诉我，刘可琼的父亲 1950 年参加过土匪，被判劳改，刑满后在五星铁厂（后改为五星煤厂）当工人，解雇后，不愿在生产队劳动，外出打逛逛不归家。她母亲是个能干人，有一手针指好手艺，缝衣、插花都行，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母亲说了算。我们到她家里时，刘可琼还在田里干活路，她母亲立即把她喊了回来。我抬眼一看，嫩呵呵一个小姑娘（结婚后得知她比我小 12 岁），脑后挂下一条大辫子，垂过臀部，身着浅色花布上衣，一条青色下装。裤子挽至大腿，光脚板上还带点稀泥巴。大眼桃腮，端庄俊秀，的确不比杨经芸差。盥洗喝茶后，说了些家常便话，我们便告辞出来，彭召棠问我的意见，我说可以。此后，我和刘可琼便时常接触，相互往来。

在这期间，刘可琼的母亲为了慎重，专程到晏阳镇（当时县城所在地）找熟人访问我的情况。她找的这个熟人是李文国，是老鸭沟刘家的女婿，但李又是我的好朋友，当然李文国要帮我说好话了。老实说，我这个人的品行和名声也是“访”得的。所以，她这次访问，倒是促成了我们这桩好事。

5 月中旬，我到玉屏公社检查督促小春预分工作，在公社召开的“三干”（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上，我讲了小春预分的政策规定和一些具体作法，会议又研究布置了农村的生产工作，时已下午 5 点多钟了，会议结束。公社党总支书记张登科突然宣布说：“接下来是萧昌龄同志的结婚典礼，愿意参加的同志请留下来（玉屏公社只有 4 个大队 20 个生产队，参加开会的的不过 30 来人）。接着驻社工作组的组长、兴文县农水局局长章庆池又宣布说：“今天这个婚礼由我来主持，欢迎大家参加”。一边公社妇女干部李开明牵着刘可琼走进会场，公社会计辅导员李洪浻把早已办好的结婚证拿来放在我的面前，公社社长王家炳从糖果厂扛来一大箩筐糖果倒在会议桌上（那时买糖果要糖果供应票，而且能买的数量极少。像这样既无票证，又买这么多，是打公社的招牌“开后门”）。这一切明摆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确实把我整懵了！事后我才知道，当天刘可琼上街赶场，被公社的同志们看见了，就由李洪浻出谋划策，向公社书记和驻社工作组长报告，帮我组织婚礼。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章庆池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他们都关心我的婚事，所以就背着我定了下来，当即嘱咐妇女干部李开明把刘可琼“押带”着，不让回家，也不让与我见面，这才有当天那场闹剧。

本 来我在玉屏地区的熟人就多，特别是我这个大龄单身汉 ，备受众人观注。今天突然听说我结婚了，大家都来捧场庆贺。刘可琼的朋友、同学也都来了，把公社的礼堂和礼堂下面的坝子挤得满满的。婚礼仪式很简单，先由主婚人章庆池致贺词，张登科作为证婚人也讲了话，“宾公大人”彭召棠介绍我们的认识及恋爱过程，最后由我致谢词。典礼完毕了，玉屏旅馆的经理周国磐站出来打招呼说：“今天赶场，我们旅馆头买了两只鹅，我就拿出来替萧二哥办招待了”（那时，我一个萧二哥的名称喊遍兴文城乡各地）。于是，客人陆续到玉屏旅馆进餐。那时，物资紧缺，生活困难，没有大酒大肉，九大碗，四大盘之类的东西可吃，能有两只鹅垫席口也就不错了。还有，吃饭是要给粮票的，我一个月才 30 斤粮食供应计划，哪敢请大家吃饭呢？只得又赖王家炳社长去供销社开后门拿几斤白酒来，一桌两小碗白酒，才把这场婚宴办下来。

由于这回婚事是“包办”式举行的，我本身就没带多少钱， 这一摊子费用全是欠下的。第二天，才叫李洪浻去兴文县替我取几十块钱来把帐开了。 45 年过去了，当时这批关心我，为我操办婚事的同志，除章庆池还健在以外，其馀的人都已作古。写到这里，我心里油然升起对他们的怀念和感谢。

修路工人

结婚以后，我把刘可琼的户口，迁到我的老家博泸公社中心大队第五生产队，与我的兄弟萧昌善一家同住。原来我就与昌善合谋过，准备在他的屋后，再修一幢一楼一底的住房，而且早在 1962 年我就在博望山买了 45 根杉树，作建房之用，已经运回了家。 1964 年，大搞阶级斗争，生产队有人说，地主家庭的人还要住大瓦房，这是不能容许的（土改时我家分得厅房头的瓦房居住），于是一家七口人被撵出厅房头，指定在地名叫大坡上的坡顶上修了一厦土墙草房居住。这件事，伤害了刘可琼天真无邪的心灵，不愿意在大坡上住下去了。同时我打算修房子的梦想也彻底破灭。

1965 年，因国防需要，四川省交通厅受命改修川滇黔公路的贵州毕节至妈姑一段，工程任务是加宽改直。省交通厅在该公路附近的兴文、叙永、古苓三县招收男女青年民工，组建“四川省修路工程大队”。刘可琼便报名参加了工程队，开赴前线，编入第八分队，驻赫章县水坡，称“水坡八队”。位于毕节至赫章之间的深山中，距赫章县城 5 公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分队指挥部住在公路旁边一户苗族房内，民工们远远近近的分住在公路附近的农民家里，以班为单位开设伙食团。妇女民工单设一个班，住在指挥部附近一苗家的土楼上，与指挥部同一个伙食团。刘可琼在女工班中年龄稍大一点，姊妹们都尊称她“可琼姐”。并被委任为女工班的班长。那时候干工作，靠毛泽东思想鼓干劲，重荣誉，轻物质。一次，刘可琼带领五个姐妹，天刚麻麻亮就出门，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冰天雪地里捶碎石，当天硬是大大超额完成任务，创造了高工效记录。分队以“风雪山上六姐妹”为题写成材料，报送工程大队指挥部。大队指挥部立即编印成简报，发至各分队，进行宣传表扬，把民工们的干劲鼓得足足的。

当年农历腊月下旬，我参与兴文县赴川滇黔公路工程队的“春节慰问团”，首先到大队指挥部驻地毕节。指挥部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提到水坡八队兴文的女工班班长刘可琼带领女工，在冰天雪地里创造了高工效的先进事迹时，我们慰问团的团长杨朝俊，指着我说：“他就是刘可琼的爱人”。指挥部的徐书记，交通厅的处长，马上把他们编印的简报拿一份给我看，我一眼就看到了“风雪山上六姐妹”的通栏大标题，仔细阅读了简报内容，心头的确有一点荣誉感的滋味。后来到了水坡八队，兴文带队的两位干部李焕高、李中元（时任修路工程队第八分队的正副队长），向慰问团介绍情况时，也多次提到“风雪山上六姐妹”的事。二李是我的老熟人，对我也格外照顾，安排我在队部吃饭，住宿在指挥部。春节期间，特许刘可琼陪我到赫章县城游玩，并介绍我们住进赫章县政府招待所。我在水坡耍了七、八天，过得很愉快。

这群年轻的民工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一个个自由自在、愉快活泼地生活着，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在与他们闲谈时我问：“像这样的工作、生活，你们觉得好吗”？他们天真地回答，“上班干活，下班就耍，有饭吃还有零花钱，比在农业社成天被管束着出工劳动，一年干到头还缺粮要好得多”。

这支民工队伍，都是青年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修路工程的锻炼，素质有所提高，吃苦耐劳，能打硬仗。据说当时贵州省想把他们留下，参加贵州的建设，四川省没有同意。原来交通厅也想把这支队伍留作自己用。 1966 年初秋，川滇公路改建工程结束，民工队整体转迁至宜宾，参加修建内珙铁路（内江至珙县），编入“四川铁路建设工程队”，简称“川铁”。兴文工程地段在金沙江南岸，民工们就地搭起蓬帐住宿。工资比川滇公路工程队高，听说以后可能会转为“川铁工人”，所以，民工们一个个工作积极，干劲十足，很快就受到了川铁总部的表扬。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捲来了。起初，民工们还稳起没有去跟着闹。渐渐的也有几个“痞性”未改的人，在川铁工程队里闹起了“革命”，打出“宜宾方面军川铁工人造反兵团”的旗子。旗子打出来以后，造谁的反呢？只有斗争“当权 派”了。李焕高、李中元两个工程队的队长，就成了斗争对象， 被揪出来戴高帽子，沿工地游行，呼口号，开斗争会。由于这两 个“当权派”平时对工人很和善，也没有做个什么坏事，所以， 没有人出来揭发批判。搞了几回“批判斗争”以后，几个造反派头头，便成天跑到宜宾诚里去“闹革命”，再也不干工作了。这样一来，就把人心搞乱了，一个二个懒心无肠，干活没劲头，原来紧张有序的工作制度没有了，整个工地成了半瘫痪状态。这一乱就乱到了 1969 年，眼看还没有一个头。这支队伍原本就打算留作铁路工人的，此时，上面看到已经收拾不住了，只得在 10 月份把民工遣返回家。几百个民工的前途，就这样断送在几个造反派头头的手上，断送在文化大革命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