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落户

刘可琼从“川铁”回来，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是农村户口，不能进城与我住在一起，在农村怎么出工干活呢？于是我买了一个缝纫机让他学手艺做衣服。我在玉屏托人找了一个缝纫师傅，让刘可琼拜他为师。后来因为这个老师不真心传授技术， 1970 年春，我只得让刘可琼到富安公社春光六队当社员。无奈该队个别干部从中作祟，百般刁难，不能安心生活，经公社、大队调解无效。秋收以后，我才又把刘可琼母女三人迁至天堂大队第二生产队落户，在此一住就是 13 年。

富安公社天堂二队，是当时兴文县生产经营最好的生产队，以稻田为主。集体经营有煤矿、副食品商店、打米厂、缝纫店、 养猪场等副业项目。干部作风正派清廉，从来没有发生过贪污事 件。当时全县各地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般就四、五角钱一个， 少的一、二角钱。而天堂二队社员的劳动日值，基本上保持一元不会少，年年分配兑现，生产队不拖欠社员的钱。由于劳动收入相对较高，刺激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生产平稳，人心安定。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小天堂”。

刘可琼去天堂二队，没有住房，暂时住在养猪场。那时，没有一件家具，只有随身衣服和一张床。这张床是我的一个朋友覃叔涛在仙峰林场置来自己用的。听说刘可琼从“川铁”回来，在富安落户，就主动把这张床借给我暂时使用。结果一用就是 30 多年，一分钱也没有拿给人家，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十分内疚。

1970 年冬，生产队决定给刘可琼修住房，在生产队长杨启伦带头动手下，团转邻里相帮，很快一厦二列加偏房的土墙草屋盖起来了。其时，我被勒令进了清查“五?一六”学习班，没有参与修房的事，全是刘可琼一人料理。房屋盖起来以后，还得安装门窗、平整地板，挖粪坑、架猪圈，这一大摊子事情，有的要请木工来做，有的要零工帮忙，这些都是刘可琼一脚一手的操办。其中，大多数零杂活路，是她利用早晨二晚一个人做的。此时，她既要照料好孩子，又要挑煤，挑水料理家务，白天还得出工挣工分，她一人担当起建立新家庭这副重担，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71 年 7 月 17 日 ，刘可琼托人给我带信，说她快临产了。 于 是，我向学习班请了两天假，回去安排产妇生活。到了家里，夫妻相见，份外高兴。谈了些家常后，我看她即将临产的样子，马上跑到共乐公社接生站，请来接生员，一直等到第二天临晨， 我们的小三儿出世了。这一天是农历前 5 月 27 日 。待接生员走后，我看着床上的月母子犯愁了：大女儿一兵才四岁，二女儿立波两岁，这母子四人的生活怎么办？我又身不由己地不能留下来照管她们，真够患难的了！没办法，只得把岳母接来，暂时照管这个家。下午，我回学习班销假。晚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胸中波涛翻滚，感慨万千，我有了一个家，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似乎感到有一个归宿了。这一切，全是刘可琼一手一脚操办，我没有帮她做一点事。古人云：“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而我是“男以女为家”了。想至此，我真的感到惭愧，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另一方面，感到欣慰的是，刘可琼有操持，有能力，能吃苦耐劳，顶得起一片天（不是半边天）。感慨之余，我还深深地感谢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0 月的一天，刘可琼费尽千辛万苦刚修起来的房子，突然被火烧了！那天下午，刘可琼到山上挖红苕，按照以往的做法，是把小三儿雨峰放在家里睡着，大点的女儿，就让她们与岭近的孩子玩耍。唯独这天，刘可琼担心出工去远了，小三儿醒来哭叫会听不到，便把他背着去干活。不到吃烟的时候，忽然山脚下人声高喊：“火烧房子了”！由于隔得远，没听清是谁家的房子被烧，刘可琼惦记着一兵和立波两个孩子，便背着三儿往山脚下猛跑，快到家时，才看见是自己的房子被烧了。刘可琼一屁股坐在地上，周身无力。无奈之下，她还是勉强支撑着站起来，一步步走到门口，看见团转邻里和五星煤厂的工人一起正忙碌着帮助“抢火”。家里的铺笼罩被，家具杂物和一架缝纫机，通通被甩出来，乱七八糟的堆在敞坝头。原来这天是星期日，五星厂的工人没有上班，多数人在家休息。有人发现刘可琼的房子被烧，便大喊道：“刘可琼的房子被烧了，快去抢火”！立刻就有十多人跑出来，冲上前去，配合团邻人手，有的上房掀开盖草，有的打烂门窗，冲进火里抢搬物件，这才最大限度的挽救了损失。刘可琼一边哭，一遍感谢大家的帮忙。两个女儿也跑回来依在妈妈身边一齐大哭起来。待到火势完全扑灭后，生产队长杨启伦又带头招呼大家，把搬出来的家具实物，一一搬进屋去，重新布置好。人们安慰刘可琼一番，才陆续散去。刘可琼进屋一看，一片狼藉，不像家了，心头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好心的邻里站出来，把他们母子接到家里暂时住下。生产 队立即向公社汇报，富安公社就给“五?一六 ” 学习班打电话告知我。

我得知房子被烧，万分着急，不知所措。从学习班请假出来，首先到东门坡李文国家去，向他讨教。李文国与我甚好，已当家多年，有处事经验。他听我说了情况后，二话没说，打起电筒就和我赶到我的家。我们一看，左边半截房子烧的精光，右边房子没烧，门窗打得稀烂，狼藉不堪，屋中无人。我打着电筒走进屋，看到土墙角角头一堆被烧过的红苕，这是刘可琼从生产队分得的口粮。我捡一个来啃了一口，红苕皮面烧烂，里面生硬，一股火熏过的烟臭味道，不堪入口，这堆口粮就报废了。我们在周围寻问了一遍，最后在寡妇张三娘家找到了刘可琼母女。刘可琼见我就哭。等她哭过后，我才讯问房子是在怎样烧的？原来是因为一个女知青，下放到天堂二队劳动，生产队在刘可琼的房子左边当头搭了个草房偏偏，让女知青住。这天，女知青在灶上炕了一篼篼红苕干就出工去了，谁知灶上的炕篼被烤焦了，着了火，炕篼上面是草房，就把草房惹燃烧起来了。问明情况后，这事也怪不得刘可琼。我和李文国便到邻居大队主任张绍林家，再把萧永生找来，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萧永生，我的族叔，水电局干部，家住天堂二队，他对当家理事，修房整屋，很有经验。我们四人商量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不能再盖草了，应改为瓦房。萧永生还出了一个主意，用楠竹花破代替杉木做屋角子，可节省大量的费用，他并自愿为我担任修瓦房的总指挥。商量好后，我和李文国便连夜赶回来了。

当时国营林场的竹木归农林水局（简称农水局）统管，需用时必须经农水局领导审批。我回学习班后，立即写了个用楠竹的报告，去找农水局局长葛春庭。葛是整我的死对头，就是他硬性把我送进“五 ?一六”学习班的。当我把报告递给他，说明需要楠竹的原因时，他既不看报告内容，又不问房子是怎样烧的，一句关切同情的话也没有，还别腔别调的、幸灾乐祸地哼了一句京剧：“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半”。我站在那里他也不叫坐，多长一段时间，他才漫不经心不屑的问道：“要多少楠竹”？我说了预计的数量。他闷了好长一阵，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国有林的楠竹不能卖给私人，你只能去选购一些长不成林的蔫包楠竹”。并重复一道：“只准砍蔫包楠竹”！也不等我申辩，就按他说的在报告上批下了。我也没办法，只得接受了。那时，我的月工资 43.5 元，养活一家人困难是很大的，经常是寅吃印粮。这回又要重新修房子，又只得打条子向财务室借钱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青联公社两河口国营林场，找到看管林子的工人颜云清，这人与我交情很好，他看了葛春庭给我批的报告，十分生气的说：“他舅子也太狠毒了，砍几根楠竹有什么了不起，蔫包楠竹拿去怎么用”？接着他又说：“不要管他，我晓得”。我在当地找了两个农民工，随同老颜进到林子里，由颜指一根砍一根，也砍了一些生长在楠竹林中长不成材的杉木树，这种杉木，年龄久、长不大、梢子长、木质好，是做屋檩子的好材料。我在那里守着砍了两天，蔫包楠竹砍了些，好楠竹也砍得不少。另外，还办了不少的楠竹尖子，拿回家扎竹楼。老颜点了数量，卡了尺码，按蔫包楠竹的售价开出了凭据，我到收费站交了钱，找个大货车，把竹木拉回家。然后，我又到富安叉路口国营砖瓦厂定购了盖房用的瓦。这一切办妥以后，我就回学习班销了假。

“九?一三”林彪爆炸事件发生以后，“五?一六”学习班里就松懈下来，原来批判的“五?一六”“罪行”特别是“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不能成立了，办学习班的人也好像心中无主，每天就学习点“最高指示”，或自我批判，清查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学员中除造反派的主要头目和有严重打砸抢行为的人以外，开始陆陆续续释放回家。农历腊月 28 日，我获得释放，在学习班里遭禁共 435 天。回到天堂二队我的新家时，一厦翻新的瓦房呈现在眼前，我的脑海里是一派幸福的满足，忘却了在学习班里遭受的非人屈辱。刘可琼见我回来了，高兴得热泪盈眶。两个女儿跑过来依偎着我，“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那一瞬间，一家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我这个人是穷欢乐惯了的，顾不上家里有吃无吃，除夕当天，我还是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大门口：

大地春来百花颜开喜笑

风雷正激万象展志昂扬

1972 年 5 月，小三儿的右乳房上长了一个血红色的瘤子，刘可琼把他背到县医院去找成都下放来兴文的党医疹视。党医生看后，硬梆梆地说了一句：“血管瘤，送泸州开刀”。在刘可琼再三讯问不开刀的后果时，他才补了一句：“不开刀就变癌”！党医生是成都来的大名医，他疹断的还有假？听说不开刀会变癌，刘可琼吓得不得了，马上打电话通知我。当时我在青联公社驻社，得通知后我即刻回来，把家里仅有的一只可以变钱的单猪卖了，又向农水局财务室预支了一个月工资，东拼西凑，就往泸州川南医院跑。我有一个亲戚王道国在川南医院当护士长，由她帮忙住进医院，很快做了手术。上天保佑，才 10 个月的小三儿得以安全回家。

同年冬的一天晚上，公社电影队到天堂大队放电影。在那文 娱生活十分枯竭的年代，听到这个消息，挨家挨户，男女老少， 全员出动，都去看定影。不用说，刘可琼也不落后，早早的吃了晚饭，把门锁上，母子 4 人直奔电影场地，看完电影回家，已是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了，刘可琼开门进屋一看，吓呆了！仅有一个衣柜里的衣物甩得遍地都是，稍微好一点的几件衣服不见了，缝纫机上接收客户做衣服的两件布料也不见了，这才意识到家中被盗。刚才看电影后欢欣舒畅的热烈心情，一下子冷却到冰度以下，全身都凉透了。刘可琼欲哭无泪，悔不该去看这场电影。她一边收拾甩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边寻思，刚才进屋，门不是还锁得好好的吗，强盗是怎样进来的？她把孩子们安排上床以后，四周查看一遍，才发现强盗是从厕所墙外舀粪的“瓢把”处，下到粪坑，趟粪水进来的。第二天，刘可琼向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报了 案。后来查出，这是本地一个单身懒汉干的，偷去的衣物布料， 早已卖来吃了，我们只得自认晦气。

联想这两年修房子——烧房子——又修房子——小雨峰做手术——被盗，这一系列的遭遇，真可谓“屋漏更遭连日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艰难困苦，无以复加！这一切的酸甜苦辣，刘可琼都默默的吞下了。

五星煤厂座落在天堂二队的地盘上，每有汽车来拉煤炭，五星厂就特定让天堂二队的社员去挑煤炭，获取一点上车费，以示 优待。生产队按社员户头编成几个小组，每组七天，轮班出勤 。挑煤炭上车，每 100 斤一角钱，多挑多得，这是凭劳力挣钱。刘可琼一个弱体力女子，自然竞争不赢那些强壮汉子，但她亦不示弱，起初一次挑五、六十斤，慢慢的一次挑八、九十斤、一百斤，后来一次挑 150 斤上车，相当于一个男子汉的劳动量。刘可琼就是这样奋力拼搏，供养这个家庭。

生产队的口粮是不够吃的，每年农历九、十月间，红苕产新 上市的时候，刘可琼就买一千多斤鲜红苕炕红苕干，贴补充饥 。红苕干的吃法是，将红苕干用打米机打碎，与大米或包谷渗和着吃，也可以用红苕干粉做成“灯盏窝”粑粑吃。有时县上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我就去找管会议伙食的人通融作弊，把我们家的红苕干拿去冒冲农村干部带来开会的口粮，去粮站换成大米。那个 时候，最虚的就是口粮不够吃，只要有两三百斤红苕干在屋头， 心里就踏实了。虽说红苕干十分难吃，但它能撑肚子，是壮胆子的。有一年春节到了，家里只有十多斤米，怎么过年呢？总不能净吃红苕干过年吧。临到腊月三十，实在没办法，只得去找在五星煤厂当伙食团长、我的堂兄弟萧昌大，借一百斤大米过年。说来惭愧，这一百斤大米后来没有付还，白白地占了五星厂工人同志们的便宜。

1974 年，经检查刘可琼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干重体力 劳动了。天堂大队的干部们还算好，研究决定组建一个缝纫社， 买来两台缝纫机，由刘可琼担任缝纫师傅，带两个青年妇女为徒弟。这样既解决了当地群众做衣服的需要，大队也增加了副业收入，对刘可琼实行评记工分的办法，解决了她不能干体力劳动减少收入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经济危机。从此，刘可琼便以缝纫社为家，从不缺工。晚上还另外收点布料，在家里加班做活，这是自己的收入。那时，农村还没用上电灯，每天晚饭后，把孩子收拾安排上床睡觉后，她才坐上缝纫机，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伴随她熬到深夜，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她已是一个心 脏病人，只要能增加一点家庭收入，她也奋力争取，乐此不疲。

刘可琼在天堂缝纫社干了八年，教了三个徒弟。由于她心地善良，性情直爽，为人忠厚，性格开朗。对人没有歪心，她以诚待人，人以礼对她。所以，她在天堂地区相与了不少的朋友，至今保持良好的关系，往来不断。人们知道她有心脏病，不能干重 活，家中挑水、挑煤，常是邻里帮忙。有的朋友还把猪草宰碎， 给她挑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田地的庄稼活路，全是团转邻里相帮做了，特别是她的几个徒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啥子活路，不待刘可琼开口，她们擅自相邀几个人，径直来到田里，干起活路，有时连饭都不吃。直到现在，还没听说有人背后说她坏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