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芸，兴文县富安乡街村人。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开朗活泼。 1951 年参加工作。因其容貌甚美，被一个进军干部转业下地方任新民区第一 届区委书记的人看中，

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队的杨经芸 便以“照顾老干部”为名，派人找杨经芸谈话，把她“介绍”给这个区委书记作对象。

1952 年元月，兴文县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土改工作队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富安乡三垒口当时新民区区公所住地学习。其时 ，我已在富安乡土改工作队，杨经芸已在玉屏乡土改工作队 ，我们都参加了这次集中学习。在学习期中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给我的印象是：有如鹤立鸡群之姿，出水芙蓉之美。半个月以后（ 1952 年农历正月上旬），学习结束，重新组建第三期土改工作队（也是兴文县最后一期土改），我和杨经芸都编入青坪乡土改队。乡土改工作队队长恽钊，江苏人，军大入川干部。分到各村的土改工作人员结构是：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我和杨经芸属这类）、小学教师、区乡干部、农民积极份子。一个村三个人，一个知识青年或教师，一个妇女干部，一个农民积极份子。我被任命为第六村村组长，另有杨经芸和王国荣。这个村有十个行政组，我把它分作三个工作片，一人负责一个片的工作。当时土改工作队都是自 己做饭吃。我们商量分工，由杨经芸负责办公处附近的工作片， 既是照顾她不走远路，又便于她主要负责烧锅煮饭（多数时间还是大家七手八脚的打伙做），我和王国荣分别负责另两个片。我负责那个片最远，四个组。

我们的工作安排是，白天分户串门，了解情况，发动群众 。晚上各片分别召开群众座谈会，学习土改政策，揭露地主和各种封建势利剥削、压榨穷人的行为，发动群众诉苦，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当时的土改工作队，每人随身带一把油纸雨伞，用线子编织一个伞套，挂在背上，再加一支也是用线套子套着挂在身上的手电筒，就走遍“天下”。

杨经芸那个片，开会地点就在村办公处，每天晚上，她都要把洗脚水烧得滚热滚热的，等我和王国荣回来烫脚。我负责那个工作片，在村办公处的坡下面，约有两三里路程，晚上开会回来，打着电筒往坡上爬，在村办处老远就能看见。杨经芸经常在村办公处的“风山当头”站着等我，看见我从下面打着电筒回来，她就在上面打着电筒与我接应，有时更高喊“老萧，慢点走，小心点”。洗过脚后，我们三个人经常都要围住木柴火堆划蚂蚁拳，打摸摸取乐。打摸摸的作法是，由两个演作，一人出一支手掌，一上一下，上面的手掌紧贴着下面的手背，下面的手掌猛地翻起来打上面的手背，上面的手掌迅即缩退，打着了就继续，打不着就换位进行。杨经芸最爱与我打摸摸了，有时她的手背已被打红了，也不罢休，逮住不放，我只得佯输给她，让她打几下才算完。我们三人几十天工作、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十分和谐，建立了良好的同志感情。

土改工作结束以后，一些已经安排了工作的同志，先先后后 的到新的岗位上去了，留下的人员就转为帮助村里抓春耕生产， 主要搞水利建设，挖堰沟、筑水塘，组织抗旱。我们村的王国荣同志调到胜利乡当乡长去了，我和杨经芸继续留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感情似乎越来越亲密了。但，我是知道她是区委书记“预定”的对象，不敢有半点儿非分之想。一次，我在乡上开会，何次先同志拿一封信叫我转交杨经芸。回到村里我把信交给她，她看是区委书记写的，就沉下脸骂道：“这个烂婆娘（指何次先）尽干些缺德事”！看得出她对这件事情是极不情愿的。

后来乡土改工作队的文书王大定调走了，我被调到乡上协助收集整理春耕生产及抗旱的资料。有一天，我下村了解生产情况，从五村到六村，已是下午了，杨经芸留我吃晚饭。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逗情况。资料整好后，我们就守着一盏煤油灯，天南地北的聊到天亮，我才动身回乡里去。

到后来我们的恋爱公开以后，她还告诉我两件小事，曾经使她芳心启动。一次是，她患了感冒，我去给他买来药，端着开水，到她床前叫他吃药；又一次是，她到乡上开会，直到深夜才散会。那时开完会是必须回村的，乡里没有地方住。她已走好远了，我突然想起，若在半路上她的电筒扯拐了怎么办？（其时我已调到乡上）我便顺手抓起我的电筒冲出门去，大声喊道：“老杨，等一下”！我凑上前去，把电筒给他带在身上备用。这样的小事，我一马 就跑过了，早已抛开。岂知，却在她的心灵深处激起了爱的浪花。

不久，土改工作队全部撤回县里，杨经芸分到新民区供销合作社工作，我分到毓秀乡上龙门民族小学教书。

1952 年秋天，我被派到川南行署（泸州）学速成识字法。 1953 年春，我又被派往成都四川省教育厅扫盲干训班学习，同年秋回 宜宾，分到专署文教科开办的工农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这时， 与我同在四川省扫盲干训班学习的南溪县一位女校长向我走得很 近。那时我天天都写日志，这位女校长把我的日记本拿去看了 ，还在上面签名题字。回宜宾后，她分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学校任教，经常到我们学校找我耍。这份秋波情意，我看在眼里，没有表态。

一天，曾同在兴文农职校读书的女同学李德琴到我们学校来耍，此时她已调到宜宾市妇联工作。无意间谈到杨经芸，李德琴说杨经芸与那个区委书记的事已经“吹了”。这闲聊中的事，说过就完，我没把它放在心上。事有凑巧，一天，专署文教科的贾诚 开同志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我看信是从兴文县新民区公所发出， 交四川省扫盲干训班由教育厅转来的。看字迹，我认得出是杨经 芸写的，我急忙把信拆开，看到开头“昌龄您好……”几个字， 我的心马上就跳起来了，一口气把信读完，我真是激动不已！这 时我已经从李德琴那里得知她与那个区委书记的关系已经告吹 ，就敢大胆地接受埋藏在她心里已经很久的这份真情，不再是“非份之想”了。于是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敞开了我的心扉，迎接盼望已久的爱神。自此以后，我们经常书信来往，渐渐的同事们 都知道了，我也公认不讳。又一天，那个女校长又来学校找我， 正巧碰上邮递员送来杨经芸给我的信。同事们趁机吆喝，要我办招待。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女校长表示一个回应。于是拿出两块钱交给他们去买回一大包花生和许多糖果，大呼小叫地欢闹一阵。那时我的月工资 26 元，两块钱也要买很多吃的东西了。闹了一会，女校长告辞，我送她走了很远一段路程才分手。此后，女校长就再也没有来我们学校了。

1954 年秋，文化干校结束，我被分配去珙县文教科报到。我想到与杨经芸这个关系，便要求回兴文工作，得到领导同意。回县后，我得知杨经芸在新民区公所搞财务会计工作，因为业务不熟，会计帐做不平，领导上认为她有贪污。那个时候，贪污是不得了的事情，轻则开除公职，重则要判徒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着急，立马去找她问个究竟。其时，她在新民乡凤合初级社驻社，我在赶场坳找到她。她给我说了会计账目情况，那时我不懂 会计工作，也听不懂，但，我从直觉上认为她是不会有贪污的。我勉励她不要悲观，实事求是把问题说清楚，听候组织的裁决。 我向她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后来，她调离新民区公所，到建武区粮站工作。

1954 年 11 月，我调到文教科工作。以后，我们书信不断， 相互鼓励。我给她订了《中国青年》和《妇幼卫生》两本杂志， 他给我做了很多鞋垫子。我把她给我写的信和给我做的鞋垫子（都是穿过的），包了两大包保存得很好，直到 1963 年我和刘可琼结了婚，才把这两包情物烧了。

1956 年夏，一次，我出公差到建武，少不得要找杨经芸叙情。那时机关单位晚上要上班，我等到晚上九点钟下班后，才去找杨 经芸，两人在粮站坝子头的石墩上相依而坐，真个是甜言蜜语， 说个没完。夏天的夜晚，满天星斗，万里无云。我们就这样坐着、谈着，到得下半夜，感到有几分凉意了，便转到她的办公室兼寝 室头，点燃煤油灯，依凭办公桌相对而坐，没盐淡鮺的继续谈， 也不记得说些什么，总觉得心头甜滋滋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尽 管如此，我们仍谨守规矩，没有一点出格行为。待到东方发白，我才离去。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发生了一件让我极不愉快的事情，导致我和杨经芸决裂分手。后来，听说她与一个外地人结婚，离开了兴文，不知去向。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就十分内疚！要不是当时我年轻气盛，胸中容不得事，杨经芸怎么会离开兴文呢？ 2003 年 3 月 20 日 ，杨经芸到我家住了一天一夜，她还追问我：“你当时为啥那么认真，那么绝情？就容不了我”！这叫我如何说才好呢？我只得搪塞道：“那时大家都年轻，不醒事”。

1982 年，宜宾地区农业局在南溪县举办各县区公社农经干部培训班，我县农业局王云福同志去参加。他回来对我说，他在南溪会见了杨经芸，杨在李庄区粮站工作，并说：“她要我转告你，她向你问好”。这个转告，唤起了沉没在我心底里 20 多年的旧情，于是我很想见见她。

1983 年 6 月，我因公事去宜宾，办完事后，我特意坐轮船顺 长江而下至李庄。找旅馆住下，吃了午饭，便去粮站找杨经芸 ，粮站的人告诉我她已调到李庄区中医院当会计去了。我到中医院去问，一位热情的女同志对我说，她今天没上班，在家里，并指出了杨经芸的住址。我一路寻去，到得所在地一看，是一座古式建筑四合天井的院子。此刻，我反而犹豫了，趑趄不前。稍一定神，才打起精神，直闯进去，和声问道：“杨经芸同志在家吗”？她闻声出来一见是我，愣住了？俄顷，她才惊喜地叫道：“老萧（土改时的称呼），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快请屋里坐。”这下，我紧张的神经才松了下来，进屋坐下洗脸、喝茶。主人满面春风，热情洋溢，虽然阔别多年，旧时风貌犹存，一点也不觉得生疏。我们分坐于一张方桌的两边，谈及这些年各自的际遇，酸甜苦辣，相互倾诉。说到欢乐处，颜开喜笑；说到伤感处，共叹唏嘘。这才得知，她的夫君姓朱，宜宾县柏树溪街上人，南溪县粮食局干部，当天出差不在家。他们已有五个子女，大的工作，小的读书，生活愉快，家庭幸福。一会儿，她的幺女进来，给我作了介绍。并随即叫幺女上街割肉买菜，备办晚饭。我们依然继续叙谈。晚饭后，我告辞回旅馆。当晚趟在床上，感慨万千，往事历历，浮现眼前，以诗记之：

滔滔扬子浪，忐忑故人心。

默默知音绝，绵绵蜜意深。

长街寻旧友，古屋叙离情。

错失良舟渡，天涯共一生。

1985 年，杨经芸来兴文，处理她的工龄问题。到我家吃午饭，我以诗示之，她欣然允受。

此后，我们互有来往（她来我家两次，我到她家五次），并常在电话上相互问讯，直到现在。

2002 年 8 月 10 日 ，杨经芸得知我患了大脑出血病，打电话来问我的病情，并给我以安慰。我非常高兴，遂诗一首：

电话传声问病因，天涯挚语胜千金。

世间自有真情在，莫谓黄昏无故人。

2005 年，我们在仙峰避暑，同志们作诗唱和取乐。由石效樊出诗，韵脚是时、思、诗。我突然想起 1957 年与杨经芸分手的事，便以“秋思”为题，原韵和之：

凛冽西风肆虐时，黄花陨落倍相思。

谁能识得其中味，情断天桥七巧诗。

2007 年 11 月 26 日 夜，我梦见和杨经芸在一个鲜花盛开的院子里，杨经芸斜躺在一个女人身上，旧时风韵犹在，微笑地注视着我。醒来后，我生怕把梦景遗忘了，即刻在枕头上凑了几句：

五十年来梦一回，芸即腼腆卧蔷薇。

含情默默娇容在，不待言欢倩影没 （ mei ） 。

当地人有个迷信的说法，叫做“梦死托生”，就是说梦景与实境是相反的。我梦见杨经芸笑，按照迷信的说法，那就不吉利了。我恐怕这个说法会是真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杨经芸，讯问她的健康情况，并把我做的梦告诉了她。对方说身体很好，并高兴地问我梦见她是在那个地方。

现在，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今年我 77 岁，她 76 岁），各自儿孙满堂，生活愉快，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且身体都还健康。对 50 多年来这份“情债 ” ，双方都能正确对待，坦然相处，不回避，不忘记。而且还把这份“情债”继承、转化成同志间的真诚的深厚情谊，这是值得万分欣慰的。

 

二 00 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写于仙峰避暑胜地绿野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