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寿文存》自序
我今年年晋八十岁,心血来潮,异想天开,竟然要出一本书,并且只请自己作序。知我莫如我,我心知肚明,我这样水平的书,请人作序,是给人家出难题。不说几句好话嘛,伤感情,丢面子,说得好话来,那可是违心之言。逼着人去说违心的话，是不道德的，我宁可失面子，也要顾全道德，这才算是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
八十岁出书是否迟了点？也不迟，还有更迟的。英国女作家，93岁的洛娜·佩奇女士，今年（2008）才出版处女作《危险弱点》。如果苍天再假我十年，九十岁当再磨一剑。
我是个语文教师，每星期逼着学生写一篇作文，还要写周记或日记。不管学生写的如何幼稚与芜杂，但是只要写进了方格纸上，都称为“文章”。如果只逼着学生写，自己却不写，隔岸观火，作壁上观，我就认为师道与身教都成了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后，解除文字狱了，我自己也写。日积月累，不觉有了一些积累。禽鸟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何况于人!这些文字怎么也舍不得丢弃,而且,既然学生的作文都叫“文章”，那么，我写在格子里的东西，也在“文章”之列，这理由，应该成立。“文章”篇幅集拢来印成铅字，这就叫“书”，是吧！
我不认为出书是“作家”的专利。从前，中国是没有“作家”这称号的，先秦诸子，离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操觚之人，他们都只是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谁也没有企图去攫取“作家”的桂冠。我这书还是自费印刷，这也并不自惭形秽。古代没有作家协会，没有出版社，没有出书的审查机构，谁自己写了，一高兴，就自费或亲友资助，让“坊间”（书商）刻版印刷成书了。于是集腋成裘就有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煌煌巨著，傲屹世界。人人都有“发表欲”，幼儿园的娃娃画的怪模怪样的图画，一定央求大人贴在墙上，昭示众人，“老还小”，我也如此，所以出书了。
教我出书的老师是陶渊明。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关键词是“常著文章自娱”，“时还读我书”。我写文章不为别的，旨在“自娱”，这就够了。“读我书”更好，自己读自己写的书，饶有兴味。陶渊明的“读我书”，我相信不是“我出钱买的书”，而是“我自己写的书”，因为陶老先生那么穷，“环堵萧然，不避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哪有钱去买书？于是只有“常著文章自娱”，种田收工了，夜间寻乐，去“时还读我书”吧。还别说，这个我可有体会，当一首诗，一篇文章写成了，自己真的要反复阅读好多回，觉得很快乐，我是深谙这“自娱”之乐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我的书很丑陋，但对我来说却充满感情，有如母亲之于孩子，长得丑和有残疾的孩子，母亲是必定倍加怜爱的。
写作，是上天赋与每一个人的权利，至于行不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各人自便了。我看了司汤达给他自己写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触动很大，心中来了电的感应。简单的六个字，概括了人的一生。前两个“过”是人人都有的，后一个“过”只要能写的人都可以有，不应该放弃。因此，我参与第三个“过”了。我写作只是为自己，不企图显身扬名，改造他人，改造世界。我只是个极平庸的教书匠，声名怎么也无从显赫，而且就连自己被改造了一辈子也没改造好，遑论改造世界，改造他人。也无意取悦于人，使他人满意。对我来说，要紧的是我“写过”，记下一些我认为值得记下的零零碎碎，如此而已。
纵是平庸，也得活着，既然活着，就得做点事情来证明你这个活人是怎么活的，证明的方法，最好是请纸笔帮忙，行使“写过”的权利，自费出书。其实我虽然平庸，也曾有过向往和理想。我向往“自由”，可是有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被“阶级斗争”罩住了，人人都带上了“紧箍咒”，只能说一样话，走一样路，人成了“工具”，还非得做到“驯服”，否则你的头立刻就会痛起来，甚至招来灭顶之灾。中国人从来就说宰相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这个“一人”就是最可怕的皇帝。只有“一人”才有自由。虽说“解放”了，“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但仍然是只有“一人”才有自由，就连他依靠的那帮人才打下天下的政治局的老哥们都不准有，一个个地被“一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不要说平民百姓了。经过人民公社的人都想得起，每个家庭连自家煮饭吃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一律在公共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吃大锅清水野菜汤，还动不动就扣饭，全国大饥饿，饿死的人比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死的人还多。“自由”啊，你在哪里？人类自从诞育了智者和哲人以来，他们就在思考“人”应该怎样活法，于是就创造出“自由”这个词，人类就躁动，就去追求，象夸父追日，还多了条接力棒，一代代追求下去，也不知流了多少血，砍了多少头，可“自由”还遥远得不见踪影。“自由”啊，你实在是太沉重，太沉重的十字架，人类招架不住啊！然而，历史也证明，残暴是不能持久的，“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震撼中国大地的声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实践”，“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给中国人投下的救生圈，中国，中国人见到了曙光，有救了！至于我的理想，是人要活得有尊严。可是，能吗？老政治局的那班老哥们，谁还有尊严？被践踏，被迫害，被屠戮，他们可是开国元勋啊，还这般下场，作为草民，能苟全性命于秦世，茍延残喘到今天，已是苍天有眼，祖宗积德，夫复何求！就不再去奢谈什么“理想”也罢。“自由”与“理想”是抽象的哲学，好比“西方极乐世界”佛祖居住的“灵山”，完美无比，但却虚无缥缈，谁到过？谁能到？休息吧，闭目养神。
陶渊明在《有会而作，并叙》里说：“……岁云夕矣，慨然永怀，我今不述，后生何闻哉”！我八十岁了，八十岁是什么概念？首先是活了一个世纪的十分之八，见到听到的事也不算少，这些事让后人知道，是一种社会责任;其次，八十年来，不情愿地，但又无可奈何地送走一些亲人、朋友去到天堂，也看到一些暴君、奸贼、流氓、恶棍下地狱。然而历史书是靠不住的，至少“五十年内无历史”，因为秉笔直书的史官董狐和他的儿子被晋国篡逆的赵盾杀了后，后来的史官们就不敢写真话真事了，乌纱和脑袋要紧。所以，孔子曰：“史失而求诸野”，野史倒还比较真实。我的书，不敢自谓野史，只不过写的那些零零碎碎都是真实的民间街巷细事，观风俗倒可做一些参考。
我的书，其实就是画自己的写意画。我的性格、修养、情操、趣味，尽在此中。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我的书印出来了，与读者见面了，见仁见智，说好说歹，唯凭诸君。很简单，我只须“写过”，“自娱”就够，也懒得去收集反应，再作些申辩之类的多余的事情，我疲倦了。
此前，我和我的胞侄石效樊，曾于2000年合著《柏寿诗稿》出版。令我痛心的是。效樊于二零零六年患了癌症，我佩服他的毅力和勇气，于病榻上奋笔疾书，一年之间，写成《问稼轩杂丛》出版了。零七年五月，我去宜宾看他，他不作儿女态，不倾诉痛苦与死亡的威胁，只谈柏寿桥（我们老家地名）人出书的事。他说：“我在病中都把书出了，你快点把你的书写出来，我希望能看到”。我们相约，《问稼轩杂丛》定为《柏寿丛书之二》，我的书名《柏寿文存》定为《柏寿丛书之三》，另一个侄女石纯冰正在写她的回忆录，定为《柏寿丛书之四》，就这么“丛”下去，希望有《丛书之N》。同年11月，我和儿子石谷又去宜宾看他，是诀别，他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可惜我看不到你的书了”！效樊，我对不起你，我的皮踏不力，使你抱憾终天！我永远忘不了你拉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
最后，我还说说我自己。我的一生虽是平庸愚劣，碌碌无为而并不羞耻。虽然无功可言，无德可鉴，无能为力，无善足述，但心肠是好的，没当过打手和猎犬——“积极分子”。没有图谋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卑鄙行径，回首往事，心无愧疚，一片安宁，正如随园主人的联语：“平生不做皱眉事，到老应无切齿人”。也许这样行事，有益身心健康，才能活到八十岁的今天也说不定。这也像普希金的诗句：“他和年轻的缪斯，爱情与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但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真的，我也喜欢缪斯，我的确也曾“消磨”过，我也是一个好人，这些，真美好！
阿门!（2008年12月1日之夜于成都天府名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