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湾
望
水泸坝东北边沿瞿家沟出口处右侧的山梁子脚下，有一个大石洞，据说有人曾在洞内取土煮硝，故名硝洞。硝洞前面是一个大坝子，坝子三面环山，坐东向西，呈一椅子形的深湾，因硝洞而得名“洞口湾”。洞口湾背面的山梁上隆起一个圆顶，恰似椅子的靠枕。山脚下是一大片竹林，左边苦竹，右边楠竹，茂密成荫。竹林边上，是一排高大的楠木树，从外面望去，好似一道翠绿的屏风。这竹林和楠木，是高祖父一手栽培的。洞口湾前面是一片开阔的饱水田坝子，田坝子对面，平地突起一个似馒头的土山包，名叫“曾家坡”，山包顶平而圆。洞口湾左前方有一条小溪从瞿家沟流出，经石牛嘴汇入泸溪河，小溪左侧面有个山包，名“大寨子”。洞口湾右后侧的山顶上，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坝子，据说“长毛”曾在此驻扎过军营，故名“营盘顶”。站在营盘顶上，可纵览水泸坝富饶的田野，翠绿的土山和蜿蜒的泸溪。俯瞰曾家坡山顶，似摆在洞口湾面前的一个大砚盘。曾家坡东南角有一向下延伸的小埂子，埂子尖端有一大石伸入水田当中，形若牛状，此地因名“石牛嘴”。远近闻名，民国时期的军用地图上都有标记。前人在此写有一首石牛诗云：
怪石巍巍恰似牛，深山独卧已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洒浑身若汗流。
青草齐眉难下口，牧童扣角不回头。
古今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萧氏一家
公元 1874 年（清同治 13 年），高祖公萧玉成在洞口湾修建了一厦立材木质瓦房，有大小两个敞坝、三厢耳房。敞坝外面一堵长砖墙把两个敞坝围在里面。砖墙右面是一道朝门，是进出道口。朝门前面有两根桂花树，枝叶繁茂，枒枝连接，恰似一道宽阔的 圆门。据说左边小敞坝正房及一厢耳房，被土匪陈大眉毛烧了，畄下大敞坝周围约 2700 平方米的正房及两厢耳房。正房 11 柱， 高 2.98 丈，是当时水泸坝最高的房子。
高祖公出生于兴文县富安乡小河边，是萧何的 79 世孙。公元 1870 年迁居水泸坝厅房头，这房只有 1.98 丈高。高祖公的大女婿是玉屏乡新田坎王姓大户，做了一付两丈长的木对子送高祖公。这付木对子比厅房头的正房子还高，没法挂，高祖公觉得有损面子。那时，高祖公兼业经商，开糟房，家庭经济比较宽裕。便发奋在洞口湾修了一厦特别高大的房子，并授意亲友做了一付更长的木对子，挂在正堂屋的中柱上，把王姓送的那付木对子，挂在堂屋的角角头，算是争回了颜面。
曾祖公萧其祯，清光绪年间的廪生。是个独子，继承父辈畄下的家业，是比较富裕的。只因吸食鸦片，把身体搞得很坏， 44 岁而殁。伯祖父相云，字瑞卿，其祯长子，善诗文书法，英年早逝。相云长子永鑫，字树宣，懦弱无能，好吃懒做，不到 40 岁，就把祖上畄给他的家业消耗殆尽，沦为贫民，衣食无着，借房栖息，靠做手工和帮人为生，潦倒而卒。膝下三女，早年出嫁。
相云公次子永森，字植林。四川省江安中学修业，一生事教。曾任兴文县政府教育委员。性格开朗，善交游，时与仙峰陈龙池等青年为友。惜 37 岁而终，才华未展。长子昌铨，青年时事教。民国后期，任兴文县博泸乡第八保保长。 1960 年因大饥荒而饿死。次子昌寿，字松遐，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修业。 1950 年参加兴文县供销社工作， 36 年后退休。 2006 年 10 月病逝，享年 81 岁。
祖父相炳，字文卿，弟兄排行次居第二。祖父饱读诗书，功名不就，终生赋闲，且吸鸦片。 1950 年逝世，享年 71 岁。
祖母李氏，共乐乡曲凤村人氏。小脚。善家务，会做各种粑粑糖果，诸如：粽子、猪儿耙、黄耙、炒米花糖、米线子、巴絲子等。也吸鸦片。 1960 年逝世，享年 80 岁。
洞口湾萧氏，至父辈们这一代，经济上已经衰落了。自曾祖父开始，就坐食老业，不图发展。父亲弟兄三人，每人 27 石（ dan ）田租，折 6750 斤谷子。那时我们弟兄姊妹 6 人，加上父母全家 8 口，吃穿费用都包在内，因此口粮不够吃。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出去“刨新黄”：小春熟了就借麦子、豌豆，大春初熟时，就向附近农户借新苞谷。收了租子就还债，下一年又如此。
那时要置一条棉花被盖都不容易。我家人多，棉被不够用 ，我和大哥、三弟就挤在一张床上，盖的是“豆腐干”。何谓“豆腐干”？就是用破旧衣物的布片洗干净，晒干后，用细麻绳扎纳成被盖，因麻绳横扎竖纳，呈方块格子，有似豆腐形状，因此为名。 这种“豆腐干”被盖，有若干缝隙，是跳蚤繁衍居住的好地方 ，每到夜间入睡时，这些小家伙便对人体四处叮咬，肆虐无度，简直把它无可奈何。那时我们还生疳疮子，这东西瘙痒异常，每到睡觉时，疳疮子加跳蚤叮咬，其难受之状，真是不可言表。
这样的家庭，外面称作绅粮，常遭土匪抢劫。我记得遭抢劫的有四次，多在年关时候。那时的土匪，主要是抢衣物和过年腊肉，也有抢大肥鸡的。我家常遭抢劫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家三面环山，坐落深湾，抢劫时不易惊动外面，抢劫后土匪沿山梁撤退到梁村沟、石灰窑、大水漕等深山地带，分赃以后各散回家，化整为零，不易发现。再加以当时地方政府，对这类事睁只眼、闭只眼，少管为佳，这就助长了土匪猖狂不息。二是因为我们家是本份人户，官场无人，黑道不通，遭抢以后，投诉也无用，只得忍受。
父亲弟兄三人，父亲居长。二叔父永暄，字福中，青年时开砖瓦厂亏本，因无力还债而服药自杀，年仅 25 岁。遗下年轻的二婶 和幼子仲伦兄，还得替二叔还债，每年秋收，谷子还没进屋 ，就被债主索去。此时二婶的生活困难极了，常常为无米下锅而暗中哭泣。好不容易把仲伦兄拉扯长大，眼看苦日子快要过去，谁知上天不佑， 1944 年二婶被疯狗咬伤，患狂犬病而死。 16 岁的仲伦 兄只得暂与我们家一起生活，由父亲将他带大、完婚、成家。 1950 年，仲伦兄误入土匪队伍，被判服劳役于雷马屏农场，学得兽医技术， 1964 年回家务农，因医术精良，颇受乡人器重。 1996 年病故。
三叔父永叙，字祥开。生就一付商人头脑。青年时学裁缝， 且技艺精湛，有“萧幺裁缝”的别称。以后改为经商，先在家中拍常酒卖，并从酒厂批进白酒零售。继后改做土布生意，在兴文、红桥摆布摊子。再后来开米坊做米生意。经商十多年，赚了一点钱，名声在外。 1945 年夏，一天傍晚，土匪破门而入。其时三叔赶场刚才回家，慌乱间，爬上与我们同住一厦房子的佃户吴四爷家 的楼上，随手把梯子拖上楼去，没有被土匪逮住，躲过一劫。第二天，有人暗中传来一信，叫三叔给土匪送好多钱去，否则 ，就要牵他的“黄牛”（人质）。我们这才知道，这次遭抢，是冲着他来的。三叔吓慌了，没几天就搬到兴文县城去住。第二年复迁水车坝小河边定居，开油房，生产菜油、花油、桐油，批发兼零售。 1949 年冬，兴文解放，改为务农。 1997 年病逝，享年 81 岁。三叔有一子三女。长子昌大， 1954 年参加工作，在兴文县周家磺厂当工人。后转入兴文县五星煤厂，任生活后勤工作， 1994 年退休。 2000 年病逝。
我的父亲
父亲永嘉，字国宾，兴文县旧制高等学堂毕业，又受学于水泸坝刘华清（前清秀才）老师门下，受读四书五经，终生事教。善书法、雕刻。
父亲 18 岁开始教书。民国时期，教师是由各个学校的校长聘请，校长变动，教师也就跟着更换，所以，教师这个职业很不稳定。父亲在没有受聘的时候，就在家中设馆办私塾，有时也受亲戚朋友的邀请， 父亲永嘉公
外出设馆。我记得在外设馆的地方有：青杠坪葫豆田李家、响水滩石家、共乐场石坝头李家、水泸坝三教祠石家。
父亲设馆教书，每次都分别带我们兄弟随行，有仲伦兄、溥泉兄、我和昌善弟。我随父亲读书有三次：一次是 1940 年上半年在石笋坳响水滩石少舟家。本来是设馆教私塾的，后因当时政府以保证“官学”生源不被分散为由，饬令私塾师生并入当地保国民学校。暑假以后塾馆就停办了。第二次是 1940 年秋季，父亲到青杠坪教保国民学校，我和仲伦兄同行，食宿在葫豆田李忠禄家（他是树宣伯父的三女婿）。白天读“官学”课本，晚上读“四书”。第三次是 1944 年夏，我在博泸乡高小毕业，未即升学。适值父亲设馆在家，我就入馆读书。这次不单是死读死背，每天下午有约一个小时的讲解《左传》，每十天做一篇作文。这半年，我读完《幼学》、《左传》两部新书，同时复读了“四书”（每天作“旧书”读来背）。我的一点古文知识底子，就是在这时打下的。
在学习上我从未受过父亲的处罚，我倒觉得他似乎对我有点偏爱。幼年时候，父亲外出走亲访友，常带我同行。他的好友来我们家作客，我常被叫去装烟倒茶，侍坐在旁，听他们欢欣交谈。有时少不了还夸奖我几句，这时客人对我也称赞有加。这种偏爱，直到父亲晚年我还能感受得到。父亲晚年与三弟昌善同住。我每去探望他，当然首先是向他老人家问好。这时，父亲必然高声喊道：“二伯爷（依着侄儿们的口气）来了，打洗脸水、倒茶”。这是对着侄儿们或弟媳他们说的，以宾礼对待。至今回味起来，仍能感到亲切慈爱。
有一次，父亲批评我，是很有意思的。 1967 年，我的大女出世，我给她取名萧一兵。 1972 年冬，溥泉大哥回家探亲。一天晚上，我和大哥陪着父亲烤火，父亲突然批评我说：“萧昌龄给女儿取名字，在中国几万个汉字中，唯独去选一个“兵”字来向着我，我不高兴！”五年多来，父亲从未谈及此事，今天当着大哥提出来，似有向大哥评理的意思。原来父亲字国宾，我才意识到这个“兵”字犯讳了。我马上辩解道：“我是取普通一兵之义。”大哥在旁当然是附和着父亲说我的不是。这事，真把我弄得很难为情。好在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提这事了。
民国时期，教书的收入不多，一年就五六石谷子，最多也不过十来石谷子。民国末期，小学教师的薪津每月八市斗米，约 240 斤。但是，就连这点微薄的收入有时也要拖欠不给。据父亲讲， 他开始教书，是受聘到双河乡教小学，学校地址在轿顶寨脚下的 白所寺，现在文印乡的胜利村。期末放假了，仍然得不到薪津， 去乡公所问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一次父亲去乡公所向师爷（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说：“学校已经放假了，请把薪水发给我，我要回家（双河乡距我们家约 150 华里）”。师爷说：“乡长说了，现在还领不到钱”。父亲忍无可忍，便高声说道：“学校已经放假了，还不把薪水发给我，是不是你们乡长吃了（贪污），我要到县政府去告他”。出了乡公所，父亲又向集市上的人们宣称，教了书得不到薪水，要到县政府去告乡长。当天晚上，白所寺的和尚好意地对父亲说：“ 萧 老师，你惹祸了”。父亲问：“惹了啥子祸？”和尚说：“你今天在乡公所骂了乡长，还说要到县政府去告他。我们这里哪个敢惹乡长？听说他要派人在高桥杀你。”高桥是一个很险要的地点，父亲回家必须经过此地。听和尚这么说，父亲的确惊慌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笑道：“我得不到钱就是不走。”第二天，父亲又到乡公所去了一趟，扬言得不到钱就不走。回到庙里，父亲很早就睡了。待到下半夜约四更天的时候，父亲起来把行李收拾好，打了个背包悄悄的走了。过得高桥 20 多里，爬上水塘垇才天亮。教一学期的书，薪津没得到，还差点搭上一条命。
说来也巧， 1949 年上半年，我 18 岁，第一次出门教书，也是在双河乡，一学期的薪津扣除伙食后，约剩 500 市斤大米，期 末放假了，也是得不到，等了许久，校长总是说上面没拨下来。 最后我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家，重走父亲当年的道路。只是没有人追杀我。
共和国建立后， 1951 年父亲参加了教师队伍继续教书，在青联乡的黄家坝教村小。这时的工作是稳定的，工资也比民国时多得多，父亲十分满足，教学认真，工作安心。 1961 年，因地主家庭之故，父亲被“劝”退职，从教 38 年。
父亲教书，十分讲究教学质量，他教的学生，大多数都升了学。 1963 年，黄家坝的群众又自己出钱出粮，请父亲回去教书。后因教育部门的干涉而终止。
父亲终生事教，不当公事。那时在地方上担任点小职事，对上要屈意奉承，对下多要压榨百姓才能完成任务。父亲是极不愿意干这种事情的。一次，父亲的好友石璧光来劝说父亲，为了支持乡长石云久（也是父亲的好友）的工作，要父亲出任博泸乡第八保的保长。父亲拒绝不干。说着说着，两人就闹起来了。石璧光说：“要你出来给人家撑倒点，你都不干，这还叫什么朋友？”父亲说：“要我当这个保长，我就不向百姓派伕、派捐、派粮行不行？不拉壮丁（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行不行？”就是这样吵了半天，始终说不拢。最后，还是母亲摆上菜来叫吃饭，两朋友一壶常酒才算下场。
父亲一派儒家风范，尊崇礼教，作风严谨，为人忠诚厚道， 略带诙谐，和睦乡里，水泸坝人通称他“萧老师”。在萧氏家族中，父亲亦备受尊崇。每年春节和农历四月二十二日他的生日，族戚友人都要来拜望他。父亲很高兴，每次必和他们喝常酒，玩骨牌（当地称经牌）。父亲一生无不良嗜好，唯喜钓鱼，直到晚年不能行动为止。年轻时喜欢玩枪，而且枪法很好。还特别购置了一支新式步枪，时而打靶，时而打山。地方上联防治安活动时，也把枪借给联防队使用。洞口湾左后方的硝洞里住着豪猪、刺猪、拱猪一些野物，牠们晚上出洞觅食。每到秋粮成熟时，牠们偷吃的苞谷、红苕多了，一个个长得膘肥肉壮，这是最好打猎的时候。每到这个时期，父亲总要到洞门口去伏击几次，枪响必获。
这支枪还差点惹了一场大祸。一次土匪来抢我家时，父亲把枪提起正要从后门出去，把门轻轻打开，发现有两个土匪在守岗，父亲退回来，想从其他地点出去，走到敞坝边上，土匪已大量拥入，慌忙间，父亲钻入敞坝角角头一堆准备用来扎叉头扫把的楠竹桠杈下面躲起来。一会儿，一土匪追捕一只肥公鸡，公鸡正跑来站在父亲的头上，土匪追上来一把将公鸡逮住，幸好没发现下面有人。土匪翻腾了一阵走了。父亲起来，走到朝门口一看，一群土匪正聚集在六、七米处的桂花树下面，叽里咕噜的商量着什么。父亲举枪正要射击，忽听得屋内小孩哭喊的声音，父亲一下意识到，这一梭子弹射出去，可能打死一二个土匪，但必遭土匪报复，身后这一大家人可能也会完蛋。这才把已经举起的枪收回来 ，进屋去了。后来父亲给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有点后怕。
父亲不管家务事，家中一切事务全由母亲一手操办。父亲是 个勤快人，空闲时亦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杂事，如编背篼、撮箕、 筲箕、扎刷把、扎扫帚等，这些小傢具就不用钱去买了。父亲爱吃常酒，每年要拍一缸常酒过年，要编草辫子烧酒，都是他一脚一手地做。父亲吸叶子烟，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土地包干到 户，父亲便自己种烟。他的烟生产管理得很好，烟叶质量也好， 一年要收几十斤干烟，自己用不完，多馀的拿到红桥、梅洞、兴文、拖船一带市场去出售，往往是拿多少卖多少。 1985 年乡人石涛为父亲 80 寿庆时写的祝寿诗中有云：“杖履康强百里间”，指的就是卖叶子烟这事。父亲会做漆工的手艺，他漆的家具、寿枋质量很好，光泽照人。退职回家后，还无赏地常为戚友做漆工服务。 父亲会雕刻，有人找他刻个私章什么的，来者不误，不收分文， 父亲把这当作是一种爱好和乐趣。 1950 年冬，共和国政府初建，农村实行减租退押，家庭生活吃紧。正好此时农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要刻公章，农会干部要刻私章，父亲便在兴文、梅洞、拖 船等场镇摆摊，刻售各种印章，赚点收入，缓解家庭生活之难。 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红纸门联表示庆贺。洞口湾要贴春联的门面有八道。腊月三十这天，父亲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就开始写春联，直忙到下午，才写好贴好，年年如此。附近人家每到年底，也来找父亲写春联，有拿红纸的，也有没拿纸的，父亲都写。没有拿纸的，父亲就用自己买的红纸给他写，反正都是义务帮忙，有求必应，父亲则以此为乐。
父亲退职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成家，父亲只能回农村与三弟昌善同住。 1963 年全国阶级斗争的狂潮飙升，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下面便遍地找“阶级敌人”。这时，父亲就被定为“地主阶级分子”被专政，三天五天要到大队（现在的村）去参加“五类人员”（地、富、反、坏、右）的训话会（挨一顿臭骂），由群众监督劳动。直到 1978 年以后，中共的政策转变，父亲才得到自由，恢复公民待遇。天下的事都有两面性，父亲晚年被强迫参加体力劳动，对他老人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体力劳动的锻炼，使父亲多年从事脑力劳动的身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增长了寿命，享年 82 岁，是萧氏家族寿命最长的一位老人。
父亲在家事亲至孝，教子严格，勤俭节约，谨慎持家。《萧氏家谱》甚赞父亲之孝道有云：“公终生事教，不务虚名。时有乡人举公出任地方官者，拒之，盖不愿得罪乡民也。公一生事亲至孝，每出必辞，每入必报，父母膳食，单灶优餐，孝义闻于乡梓。有年公设馆于青杠坪葫豆田，一日公父骤至，公以父 60 有年，杖步 40 里来，必有意外，即起，迎父入。公父竟举杖击之，更不说缘故。馆中弟子二三十，尽讶。公遭骤击，不敢问，亦不避，躬受之。待父惫，停杖，乃请父坐，烟茶盥洗毕，方问曰：“父何怒”？父缓容曰：“尔弟不孝，诅我，汝当责之”。公释然，满堂皆松。时公已 40 余岁，当众受屈而不怒者，难矣！公之孝敬如此。”
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乡人石涛祝父亲 80 寿庆的祝寿诗，对父亲的潇洒人生，叙述备理，兹录如下：
“泸水清潆瑞气蒸，寿山拔翠入青云。深推正气钟灵秀，福霭兰陵见寿星。 斯翁已进八旬年，杖履康强百里间。三路福源 兰桂茂，振振蜇蛰衍瓜绵。昔日芸窗雨露频，文章皆可得而闻。 恂恂善诱传乡党，畄恋春风有造成。书灯续焰焰辉煌，衣钵馨香 衍庆长。珍宝原资华囯品，人文蔚启有商量。三朝世事眼中清， 万卷诗书腹内存。解释沧桑无限理，悠悠潇洒太平人。有时把钓学飞熊，胜览千川入大容。俗念尽随流水去，清音收贮肺肝中。眼见迢遥润且高，涤除烦恼乐鱼樵。惟将道义垂金石，富贵功名 一羽毛。我愧同君共执经，时来迟早亦何分。也愁霜雪来鬟鬂， 文章憎命达难申。祝君如柏亦如松，他日追陪百岁翁。大好乾坤风雨顺，畅怀诗酒寿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