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乡征粮
1950 年初，国民党的残馀势力勾结地方劣霸豪绅，组织武装暴乱，称作政治土匪。兴文县人民政府从战略大局考虑，暂时撤迁至长宁县治所双河镇。秋，土匪基本肃清，县人民政府迁还兴文。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的同时，政府开篇考虑的大事就是征粮。
农历八月，博泸乡政府通知我去县城秋征训练班学习。学习以后，我被分配到石碑乡搞征粮工作。同行的有博泸乡大会沟的陈后君、两隆乡黄家坝的李华刚，还有乡工作组长张定民。那时候，少数土匪残馀特别是一些土匪头子，还隐藏在大山深处，没有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所以乡政府暂时实行军管，石碑乡驻有八十三团八连一个连的解放军，军管乡政府就设在原乡长郑美伦的石凋房子里，解放军仍将郑美伦推出来作乡长，叫他维持地方秩序，执行军管乡政府的一些具体事务，招安一些土匪头子出来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等。
秋征工作组住在石碑街上一户居民王仰階的家中，业务工作由组长张定民安排布置，但一切大小事务均得向军管乡政府请示汇报后方能决定。石碑乡有七个保，四、七两个保都在与云南省长官司毗连的大山梁子上，距乡政府有二、三十华里。陈、李和我三个人，各人包干负责两个保的工作，组长张定民负责全面工作兼管一保业务，我负责四、五两个保的工作。每一路工作都有 一个班的解放军武装陪护，解放军的任务是一边清查土匪残馀， 一边保护征粮工作干部的安全。我不会用枪，也没有打过枪，但还是发给我一支中正式步枪。穿便衣背步枪，与土匪模样没啥区别，所以解放军战士给我看玩笑，戏称“老表”来了（土匪黑话互称“老表”）！有一次，我们在四保的天公庙内开会，散会后我和解放军战士刚刚回到乡政府，保长就飞跑到乡政府来报案，称我们刚走，土匪就抢劫了天公庙里和尚的粮食和当天才买的一件土布（约四丈八尺长）。解放军战士抓紧时间吃了饭，随同保长奔赴现场，结果一无所获。
秋征工作分四个階段进行，第一階段是宣传动员，讲解秋征政策，实行“二?五”减租，即佃农租种业主的土地，按原定应交租额减交 25% 归佃农。第二階段，査田定产，三榜定案，即自报产量（业主自报收租额，自耕农自报实产量），群众审定，发榜公布，如是者三次。第三階段，按率计征，即按照政府规定的税率，计算应征收的粮食，然后发榜公布定案。第四階段，组织粮食入库。
征粮的计算公式是：
租额×（ 1-25% ）×税率
那时我不会打算盘，全用笔算，速度既慢又吃力。房东王仰階教我打算盘，很快珠算加减乘除都学会了，为我后来搞经营管理工作打下了珠算的技术基础。
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本来是想把租额的 25% 减下来赐给农民，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但在当时农村封建势力的根基丝毫未得动摇，农民还慑于豪绅劣霸的馀威，待秋征结束以后，有的农民仍悄悄地把减下来租额的 25% 送还业主，致使政府好心未得好报。
一天，我在石碑街上看到军管乡政府办的黑板报上，表扬乡长郑美伦仗义勇为，顾全大局，劝导原双河乡乡长、匪首熊瑞符弃 暗投明，向人民政府缴械自新。熊瑞符我原就认得，没几天 ，我看见他到石碑街上来赶场，满脸笑容，若无其事，到军管乡政府驻地郑美家作客，二人饮酒吃饭，谈笑风生、春风满面。谁知，没等好久，秋征结束，“反霸”开始，郑美伦以伪乡长通匪定罪、熊瑞符以伪乡长当匪首定罪，二人均于第一批就地枪毙。我们住那家的房东王仰階，不知什么罪名也被枪毙了。
在发榜公布征粮定案数目以后，即填发征粮通知单到户，并在解放军的护陪下，我们分别到各人负责的保区，催交征粮入库。由于这是人民政府第一次征粮，威严而认真，雷厉风行，又有解放军护陪征粮工作队下乡催收，每天石碑街上军管乡政府办的黑板报，都要公布各保送交征粮入库数目，掀起了热火朝天的交粮入库高潮，约半个月的时间，全乡征粮入库全部完成。
二 00 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仙峰避暑胜地公路养护站
小水漕土改
1951 年夏天，我到富安乡小水漕（第七村）搞土地改革，同行三人，组长曹亚琴（女），另有舒伍长和我。这时，县里已经在新民乡（今晏阳镇）搞完了土改的试点工作，这次是我县的第二期土改。
小水漕四周环山，中间一个小窝凼，一条小溪流贯中央，出口与富安河汇合，沿溪堵流灌田，保证凼中稻田用水不断。背面山后与新民乡毗连，前面一个峡口出去连接富安地区，相对比较偏僻。该村七个行政组，村民淳朴，是一个纯农业区。
我们入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发动群众。利用大会宣讲，小会讨论的形式，大讲人民当家作主，“土地还老家”的道理。号召农民群众解除顾虑，大胆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階级压榨剥削穷人的罪行，发动穷人诉旧社会的苦，启发其階段觉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扎根串联”，就是选好一批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作基础，再由他们去串联或推荐一些他们信得过的贫、雇农作依靠对象，组成土改工作的基本队伍。后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雇团的成员。
与此同时，还要摸清国民党时期旧社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经济方面，首先要找出那些收租吃饭、不干劳动的地主（按：当时只注重体力劳动，不注重脑力劳动），确定斗争对象。在农民中，了解各个家庭的贫富情况，为以后划分階级成份打好基础。在政治方面，要了解在国民党时期担任各种公职的，如：乡长、保长、职员（各种公职前面均加上一个“伪”字），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兵的，当过土匪的（特别是 1950 年的政治土匪），进过哥老会的，做过端公道士迷信职业的（要打击的是反动会道门分子），参加过各种党团的，如：国民党、青年党、三青团等等。总之，要的是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的干干净净的穷人，才能作为土改的依靠对象。这些人中，多数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本分农民，在运动中要逐步向他们灌输政治意识和階级意识，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培养成为干部。
这个村，只有一个地主刘明秋，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保长。另有两个在 1950 年的政治土匪中当过头目的，已于 1950 年冬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其他有一个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乡丁班长、还有几个在 1950 年的政治土匪中当过匪兵的，都已办了“自新”手续。这些人都不是斗争对象，属于人民群众，分别对他们作了 开导教育，要他们不惹事生非、本本分分地积极参加土改运动。
不久，秋征工作开始，所有土改工作队的干部都分派到全县各乡去搞征粮工作。我被分派到同心乡，驻校场村。好在 1950 年我已经在石碑乡搞过秋征工作，这次搞起来就不太吃力，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里有一件让我不能遗忘的事，秋征快结束时，已是农历十月初的时候了，一次在仙峰区公所开会，仙峰地区已经开始烤火，干部们都已披上棉衣。那时我们还未发冬衣，我穿一身很单薄的衣服。与我同在富安乡搞土改的进军转地方的干部庞琳同志，看我冷兮兮的样子，就把他在部队里领得的一件新衬衣送给我御寒，帮助我渡过了难关。秋征结束以后，我们也发了新棉衣（那时是供给制）。
秋征以后，我仍回小水漕搞土改。这时，曹亚琴和舒伍常分派到其他乡搞土改去了，另外派了一个姓吴的干部来小水漕村当组长，新来一个新民乡经过土改以后的农民积极分子姓周。姓吴的这个人也忒奇怪，他既不参加开会，又不出门与村民见面，成天在家睡觉。有一次我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原来在银行工作。不久，他就被调走了，又换一个武装干部陈福有来当组长。陈福有是个大老粗，嗓门大，讲话咿哩哇啦一大通，就是说不到点子上。至于农民积极份子老周，人倒好，很诚实，叫他做啥就做啥，自己提不起头，心中没有谱。这样一来，全部工作就压在我的头上，既要考虑整体工作部署安排，又要做具体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文字数据工作，全由我一人承担。可以想象，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兵，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所幸我居然还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得到村民们的拥护和土改工作队的表扬。
土改第二階段的工作是划分階级成份，按照划分階级的文件规定，农村階级分为僱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小土地出租、富农、地主。划分階级成份的主要标准是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劳动（着重于体力劳动）和家庭收入来源的性质。现将划分各个成份的标准分述如下：僱农：终年帮人做活，以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为生活来源。贫农：只有简单的小农具，佃种或自耕少量的土地，还 以部份或大部份的时间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得生活来源 ，有时还会缺衣少吃，靠借贷过日子。中农：有齐备的大型农具和耕牛，佃种或自耕较多的田地，以交租后的剩馀效益或自耕收益维持家庭生活，一般自给有馀。富裕中农：在中农的基础上，因其佃种或自耕的田地特多，需要僱请一定的帮工做活，生活比较富裕，但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 25% 。小土地出租：有小量土地出租，但其家庭生活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教书、店员、小职员以及其他小职业收入来源维持者。富农：在富裕中农的基础上，自己参加劳动，佃种或自耕大量的田地，一般僱有长工或大量的临时工做活，生活富裕且略有利贷收入，其剥削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 25% 以上者。地主：自己不劳动，靠出租土地的收入为家庭生活主要来源。
在作法上，先开全体村民大会，宣讲划分階级成份的政策原则，以及构成各个階级成份的条件和标准。大会以后，在各个组内进行讨论，然后各人自报应该是什么成份。最后集中在扎根串联的积极分子会上认定通过，再发榜公布，若有意见，再行讨论修定，直到完全没有意见为此。
1964 年冬，我在小水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天，走到社员罗国亮家，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并十分感谢地说：“萧同志，土改划階级的时候，好得你说我家的剥削收入没有超过 25% ，我家才划成富裕中农，不然的话，按照有些人的想法，硬是要把我家划成富农的。”我这才回想起来，当时罗国亮家佃耕六、七十挑谷 子的田和五、六石（旦）苞谷租的土地，是一个大庄家人户 ，家庭富裕。僱请一个看牛匠娃咡，栽秧、打谷、点苞谷时，僱请十多个零工帮忙干活路。他家有两个主要劳动力和三个附带动力，平时的犁耙铲搭，中耕除草这些活路，都是自己做。在划階成分时，我把他僱请的看牛匠当做半个帮工计算，加上农忙僱请的临时工，其剥削收入未超过全年总收入的 25% ，所以划为富裕中农。这件事我根本就没在意，只不过按政策规定办事罢了。谁知这就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假如当时大意一点，只从表面现象看，把罗国亮划为富农，这不就多了一户“階级敌人”吗？
在划分階级成份的基础上，成立贫农、僱农代表团（简称贫僱团）。贫僱团是土改的依靠队伍，也是土改的工作队伍。现在还回 忆得起的当时贫僱团的成员有：罗树云，贫农、贫僱团主席；谭兴洲，僱农；黄树成，僱农；高登惠，女、贫农，妇女干部 ；古绍清，贫农；黄启光，贫尼；黄成相，贫农，四组组长；黄治先，女，贫农、妇女组长；曾少成，贫农；姚巨恒，贫农，一组组 长；吴昌林，贫农。非贫僱团的干部有：村长刘相华，贫农；武装干部李国明，贫农；文书刘德富，中农；生产委员黄相明 ，中 农。这些人都是土改期中的积极分子，也是我的同事、朋友 。现在都已作古。回想起来，我还十分怀念他们！
划分了階级成份，成立了贫僱团，接下来就是斗争地主了。 这个村只有一个地主刘明秋，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保长，抓了不少壮丁，这就成了他的主要罪状。国民党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 年解放战争，这十多年战争需要的兵源，主要是靠农村供给 。当时的老百姓又极不愿意当兵，于是就只得强制实行“抓”，因此，普遍出现“抓壮丁”的现象。这个“抓壮丁”的任务就由保长去执行。刘明秋当了多年的保长，自然抓过的壮丁就不少了。被抓去的壮丁大多数又是“汤粑打狗——有去无回”。失去亲人的壮丁家 属，长时间忍受着沉痛的心情，自然记恨是很深的了。所以 ，在斗争刘明秋的时候，群众情绪是非常激愤的。特别是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丈夫的那个场景，边斗、边哭、边诉，使得整个会场一片凄烈。顿时“向刘明秋讨还血债！”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一连几天的斗争会，场场人满，特是老者、老妈来得特多，他们是 来向刘明秋讨要亲人的！在事实面前，刘明秋只得俯首认罪。 最后还是把他送去坐牢了结。
再接下来就是查田评产、分配土地。这个階段的工作最复杂、最具细，农民也最计较，因为土地改革的最终结果，就落实在分配土地上。首先要查实田土的面积，这是分配土地的基础。具体作法是：每块田土都要插上签，签用竹片制成，长约 1 米，宽约 5 厘米，签上写明田土地名、业主姓名、原有面积（田以挑计、 土以石（旦）计，田 4 挑为一亩，土 3 斗为一亩）、评查面积。我则按照签上的内容制成书面表格，一块一块的抄在表格上，然后进行加总，作为计算分配土地的基本资料。计算公式：田面积÷人口＝每人应分田；土面积÷人口＝每人应分土。这个工作非常细致，一点也不能出错。查田评产工作，分组同时进行，为了消除组与组之间的疑忌，参与查田评产的人员，进行交错插花编配，即每个组派出去的人员，都能分编到全村各个组参与评产，最后由贫僱团评审定案。整个计算工作全是我一人承担，白天黑夜干了几天才算完成，然后分组进行实地划分土地。这段时间我虽然有些辛苦，村民们还是看在眼里，送了我一个美称“萧干事”。我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多次到小水漕工作，都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
最后是分“胜利果实”。所谓“胜利果实”，就是经过土地改革，打垮了地主，没收地主家里多馀的东西，诸如衣服被盖、桌椅板凳之类，分给农民。这个村只有刘明秋一个地主，从他家里获得的“果实”又不多，要叫全村农民都来分，就分不下了，所以只能分给贫僱农。分配的方法，就是先将实物拆价，按人头平分。有的一家人只能分得一件衣服、一件农具，多的一家人能分得一床被盖或一张方桌。除了这些衣服家具以外，还有二、三千斤黄谷，每人可以分得十多斤。
土改工作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培养输送一批贫僱农积极份子到各级政府部门去作干部。我们选送了一个僱农黄树成去参加第三期土改工作，因其天资迟钝，后被辞退回家。贫农罗树云、古绍清后被选拨到乡政府作部门领导干部，亦因素质差而被解职回 家。唯有村长刘相华，后被提拔为乡总支书记，一直工作到退休。
二 00 九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