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我当右派的人
替我当右派的人陈立岗，原名陈龙法，兴文县仙峰乡街村人， 1947 年冬，毕业于兴文县农职校农七班，翌年春，进入宜宾农校（中专）读书。 1949 年冬宜宾解放，陈立岗遂参加解放军。 1950 年 10 月随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荣立战功。 1955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分到兴文县文教科扫盲办公室与我共事。
陈立岗与我同是兴文县农职校农七班的老同学，他沉默寡言，天资敏悟，善独立思考，组织创新。他比我稍长，对我特别友爱。在农职校期中，他曾编导了两个话剧，邀我与他联袂演出。
一名《烙碗记》。说的是一家后娘，溺爱自生儿子，虐待前娘 遗留的儿子，经常叫前娘儿子干粗重活路，且吃得不好。一次， 后娘有意将一个土碗烧得很烫，叫前娘儿子拿去吃饭。前娘儿刚一端碗，手被烫伤，碗失落地，打得粉碎。后娘借故把他撵出门去。后娘儿由于溺爱过度，只知吃喝玩乐，不会做事，把一个家业消耗殆尽，母子二人沦为乞丐，沿街乞讨。一天，一个全副武 装的军官，带领一队军人从街上经过，看见路旁母子乞丐二人， 他伫足细看，突然抢步上前，拉着乞丐婆的手喊一声“娘！”原来这个军官就是那个被撵出门的前娘儿。母子弟兄相见，格外高兴，于是军官便把后娘和弟弟接去供养起来。当时，陈立岗扮演后娘，我扮演后娘儿子。由于剧情编得好，对社会有教育意义，受到校方的表扬。
1947 年夏，农职校建校十周年，农七班举行纪念活动，邀请 学校老师及各班代表参加。陈立岗自编自演了一个《邻里两家》 的话剧。龙（农的谐音）、钟（中的谐音）两家，隔壁相连，陈立岗扮龙家老妈，手捧水烟袋，颤颤巍巍的走出场，找个坐位坐下，吸一口水烟，唉声叹气的说道：“我们龙家的龙（农）七与隔壁钟家的钟（中）四，本是同年生长，于今快满三年，人家钟四已有钟五、钟六、钟七三个弟弟，而我的龙七仍是独子一个，我们母子二人，孤苦伶仃，好不伤心哟”！借此讽寓农职班不再招生续班，而普中班继中四班以后又招收了中五、中六、中七三个班。当时很多老师颇受感动。后来农七班毕业以后，又招收了一个农八班，未知与此剧有关否？
陈立岗来到扫盲办公室，工作上与我配合得很好。首先，在他的创议下办起了一份《扫盲简报》，每月 1-2 期，我们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其次， 1956 年秋，举办了一期扫盲师训班，陈立岗和我都是团员，在取得团县委的同意下，在训练班上成立了临时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吸收了一批在扫盲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入团，如同心乡的何纪先、兴堰乡的赵华英等。这在民校教师中震动很大，鼓励他们把青春年华献给扫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次， 1956 年冬，陈立岗创编了一本“火车头”识字课本。如：思 si ——私、司……；心 xin ——辛、新……；成 cheng ——城、呈……。这种识字方法，认得前头带拼音的字，后面的字便都能认得。这个识字课本，在城郊社扫盲试点班上推行，有一定效果。后来我下乡长期驻社，陈立岗被打成“右派分子 ” ，这件事就有始无终了。
1957 年春节过后，我被抽调下乡长期驻社，陈立岗代我主持扫盲办公室工作。这时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共产党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 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向共产党提出的很多意见，其中有一条意见是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是“党天下”。这条意见在我和陈立岗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 1957 年 5 月，中共兴文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陈立岗在会上作了发言，提了个意见，大意是说扫盲办公室的人下乡检查扫盲工作，县人委会（后来的县政府）开的介绍信，拿下去乡党总支不理睬，要县委会 出的介绍信，乡党总支才接待，这是党委代替了政府的工作， 就是“以党代政”。后来 , “以党代政 ” 这条意见，被说成是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向党夺权，是右派言论。陈立岗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
这件事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严重的内疚情绪，几十年来一直不曾忘怀。假如当时我没有下乡驻社，仍是我负责扫盲办公室的工作，那么 ,1957 年兴文县宣传工作会上的发言，就必然是我而不是陈立岗，“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就该落在我的头上。所以，我说陈立岗是替我当了这个“右派分子”。这个意思，在陈立岗生前，我也曾多次向他表白过，他总是淡然一笑（苦笑）置之。
陈立岗对我没半点的责怪和记怨，一贯的热情厚待，亲善友爱，把反右斗争给他带来的悲痛，深深地藏在心灵底层，从不言冤诉屈。我每当看到她含悲忍痛、若无其事地言欢语笑与朋友交谈时，内心深处就越实感到内疚与沉痛！
1960 年，陈立岗与小学教师刘永贤结婚，以后生育一子一女。因为陈立岗是“右派分子”，没有工资，只有微薄的一点生活费， 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刘永贤的工资维持。家庭经济虽然困难， 但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使陈立岗在万分沉沦的境遇中得到唯一的一点穷欢乐的安慰。可恨老天不长眼，没过多久，刘永贤却因病逝世，抛下一双幼儿就走了，这无疑是给陈立岗雪上加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陈立岗只得强忍悲痛，担当起父亲兼母亲的职责，把子女拉扯抚养起来，过着极端困难的生活。
其时，陈立岗谪处建武区粮站“带罪”工作，坐守粮油销售门市。他对工作操持有序，极端负责。待人友善，人际关系很好。我每次出差去建武区，必至他家进出。 1966 年冬，他帮机关单位搞“红海洋”，写毛主席语录，不幸摔伤。单位把他送到古宋找一个私人骨科医生治疗，住在旅馆里，单位领导特派一个女职工护理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吃饭问题，暗中促成他和这个女职工结合。我得知他受伤后，便到旅馆头去探望他，见他俩情投意合，十分融洽。我向他提出，接纳这个女职工，组成一个家庭，免除单身汉的烦恼。他说：“我现在十分困难，怎忍心把她拉来陪我受罪，连累她一辈子”！听他如此说，我除了钦佩他的品德以外，看到他无可奈何的样子，觉得又有几分凄凉。
1979 年春，陈立岗到县城开会，特意绕道步行到富安公社天堂二队我的家里看我，适值我不在家。后来听家里人说，他进屋就非常亲热地问这问那，揭开甑子看吃的是米饭还是杂粮，打开柜子看有没有粮食。当时，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县城上学，小三儿在天堂小学读书，陈立岗又走到天堂小学去，把小三儿喊出来，看了看、摸一摸、说说话，从学校回来，他对我妻刘可琼说：“看到你们的家和孩子，我就满意了”。可见他对我是何等关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立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他从建武区粮站调到县粮食局任业务股长。
1993 年冬，陈立岗病逝。次年正月初一，我去给他上新坟， 在他的坟前，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四个头，边叩头边说道：“立岗大哥，你替我当了右派，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二 00 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于仙峰避暑胜地公路养路站
脱 险 记
1957 年春，我在青联乡驻社，没有参加县级机关的大鸣大放、整风运动，没有被逮住尾巴，打成右派。那时正是农村栽秧农忙季节，驻社干部不能抽走，暂时留下来协助农业社按时抢栽抢种，以免贻误农业生产。所以全县近百人的驻社干部，没有赶上县里第一階段的鸣放运动，特别是没有赶上五月份那个“引蛇出洞”的县委宣传工作会议，不少人因此幸免于难。待到农村栽种任务完成，驻社干部抽调回县参加“整风”时，全国“反击右派”的阵势已经拉开，各种“右派言论”已经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此时，谁还敢去“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我回到文教科的时候，陈立岗已经被点名批判为右派分子了，文教科周围团转都是批判陈立岗的大字报。我回来的第二天，文教科的门口就给我贴了几张大字报，从内容看，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此令（我当时用的别名）先生，你平时不是爱提意见吗，这次帮助党整风，你就赶快把意见提出来把”！“此令先生， 你和右派分子陈立岗不是臭味相投吗，把你们的私房话说出来， 让大家听听”。武的是：“勒令萧昌龄把日记本交出来，让群众审查”！的确，从 1953 年省教育厅扫盲师训班开始，我就天天写日 记，四年多来，已写下四、五本日记。看他们对我围攻的阵势， 知道我是早已上了他们的黑名单，躲是躲不过的，只能面对。我把日记本交出去了，暗下决心，任你暴风骤雨袭击，我自守口如瓶不说话！但也要装样子提点意见，不用口说，怕他们给我乱记一些，栽赃陷害，说不清。于是就笔写，用大字报贴出来，什么意见呢？一是给伙食团提意见，把职工的生活办好点；二是建议文教科的科务活动加上学习内容。闭口不谈政治，不涉及任何政策问题。
那时，县委会和人委机关都没有大会议室，批判大会就设在人委会几间办公室之间的通道口之中。每轮周要开一次或两次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斗争大会，通道堂口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批判揭发右派的大字报，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氛。几天来，他们见我烧不红、打不扁的样子。就来硬的，贴出了一张“战鼓声声彻云霄，钢刀直赶陈赵萧”！陈，是陈立岗；赵，是赵海涛，两个人均已被判为右派。从这张大字报看，我已被他们内定为右派了，心头着实还很害怕。当时，县委、人委机关已经揪出的右派分子有：县委会办公室秘书陆伯群，称为“右派元帅”，宣传部的王炎 , 《兴文农民》报主编万里鹏，报社工作员王泽，人委会办公室秘书刘肇，称“右派军师”，财政科工作员赵海涛，文教科的陈立岗，后来又揪出工商科副科长王荣寿，文教科教研室的张光祈。这些人轮翻地被推出来在通道堂口内批判斗争。一次，在批判会上，县委会有个反右急先锋“三耳”先生，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把他查看我的日记上的一句话“我坚信打狼的鞭子不会打在羊身上”，捎带出来批判道：“我看你就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羊” ! 他这样的污蔑，我是十分痛心的，但摄于当时的形式，只得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的忍受罢了！
竟管他们围攻得那么凶，逼得那么紧，我始终坚守不松口、不乱说。我细心观察，他们一直没有提及我的日记本上的问题，估计在日记中没找出什么破绽，没有找出右派言论，我的心头稍微踏实一点。一段时间以后，反右办公室的罗必新（统计科科长）找我谈话说：“你暂时不参加开会了，去反省自己对反右斗争的认识，把它写出来”。我仔细思考，这个反省该如何写呢？既不能留 尾巴被他们逮住，又要能过关，想来想去，就采用批判的方式， 照着报纸上批判“右派言论”的作法，联系实际，长篇大话的批 判本单位揭露出来的“右派言论”。一批陈立岗的“以党代政”， 并说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曾一度同情他的说法，这就“大错特错”，今后要加强学习，彻底改正。二批赵海涛说党的政策说得漂亮做得差，是“马屎外面光，里面一包糠”。三批刘肇以“小人物”的名字，写信给中央，说兴文县的工资改革不合理（原信返回本县处理）。拖拖拉拉，干了几天，写出几千字的“反省交待”材料，交上去以后，我提心吊胆地等待下文。又过了几天，下文来了：还是罗必新来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一直是诚惶诚恐，心存恐惧的。鉴于你的态度还比较端正，你的反省较深刻，也能联系实际。经反右办公室研究，报请县领导同意，你就不参加反右斗争的会议了，回原乡社去工作吧”。天哪！感谢上帝，我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定，终于脱险了！
二 00 九年八月三日于仙峰避暑胜地公路养护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