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乡俗拾零
书上叫‘打秋风'或‘打抽丰'，我家乡水泸坝叫“打把式”。打把式的人，其实也是乞丐，只不过有资格登堂入室，而且只要钱，不象乞丐只能站在门外，残羹剩菜也要。这种人，多是不务正业吸食鸦片或赌博无度，耗光家财，衣食不继之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放不下架子去讨饭，于是出此下策——打把式。时间一般在过年前的腊月间进行。其做法是包一封白糖，天晓得那里头是糖还是泥沙，反正封成白糖样式，手捧着走进人家堂屋，把白糖放在桌子上，坐下，也不多言语。主人家见是打把式的来了，也厚道，装烟倒茶，随意给点零钱，他道声谢，拿起白糖，又去另一家。这种人，多半是乡里的熟人，主人不好得罪，只好打发些钱，送出门了事。也有‘跑码头'漂泊异乡的人，这种人不分季节，随时可来，他也不拿白糖支手，只管走进屋来，与主人寒喧，说是出门人，没有盘缠了，回不了家。主人也就动了怜悯之心，给钱了事。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并不多见，偶尔有之。
说 春
过年时节，就有‘春官'出现。春官穿常人衣服，只是要拄一条奇行怪状的马鞭子——楠竹的竹鞭，有欣赏价值，颇为好看——以增强春官的神秘感。春官或配对，或单干。配对者两人对说，甲说上句，乙说下句，单干者一个人说了算。进了堂屋，把大红春帖子往桌沿压放好，就开始说春：“春官进门不消说，银子放起撮箕撮。撮箕撮来箩筐装，箩筐装来买地方。买得长田好跑马，买得沱田好喂鱼。鱼儿喂得千斤重，马儿跑得点翰林……”全是奉承话。他一边说，主人一边装烟道茶，春官见啥说啥，口若悬河；“一皮烟儿两头尖，两头掐了留中间。才叭一口香满屋，一股香气上青天……”“多谢茶来承谢茶，说起茶来有根涯。不说茶来犹自可，说起茶来有根生。唐僧西天去取经，走那观音殿前过，看见童儿在扫地，扫得茶来乱纷纷。唐僧看见心不忍，随带茶米两三升。回到唐朝一路点，一路点来一路生。大路弯弯点几颗，小路弯弯生几根。阳春三月是清明，采茶娘子入茶林。左手摘茶四两，右手摘茶半斤……”。最后还是主人打发钱才遣走。
扫财门
扫财门的人叫“扫街土地”。他头戴纸糊的长耳扇官帽，用麻或棕叶子做的胡子挂在颔下，手提扫帚，走到主人门前说：“恭喜恭喜，新春到此，扫动财门”，随即做扫地状，动作夸张，边扫边说：“左扫左发财，右扫右发财，不扫不发财，一扫就发财。金银财宝扫进来，是非口嘴扫出来……”。当然，还是主人给钱才打发得走。如果有吝啬不给钱的主人，他就反其道而“扫”之：“金银财宝扫出去，是非口嘴扫进来。地方房屋扫出去，皮寒摆子（传染病）扫进来……”。谁也不想在新年大八节听到这类不吉之词，宁愿出钱讨吉利，因此，扫街土地总是稳操胜券。
挑银水
正月初一、二、三、就有挑银水的上门。他挑一担水，送进主人厨房，倒进水缸里，说：“恭喜主人家银水装满缸”。主人给点小钱，他欢天喜地的去了。此俗至今还有，每年都有人给我挑银水上门，可我薪水却不多，四十年工龄，还不到一千元，我的“银水 ”要何时才满缸啊！
送宝
送宝人把黏土做成元宝，用金箔纸包裹，装三、五个在一个小木盘里，走进主人堂屋说：“恭喜发财，给主人家送元宝来”。别无多说，等主人给了钱就走人。以上种种，万变不离其宗，总归就是打把式要钱。
诗人县长余诩
余诩字鸣谦，万县人。民国三十一年任兴文县长。三十四年卸任（ 1942 年 -1945 年），笔者对其经历，学历不详，只知他是个孺者风度的长者，并且在民国以来的历届兴文县县长中，是唯一有诗名的县长。他任县长期间，正是抗日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非常时期。当时兴文民众教育馆出版一张周刊小报《兴文简报》，刊载有余县长《调寄西江月·欢送知识青年从军二首》，脍炙人口，县人争相传诵。其一：“塞外军书日急，琵琶马上频催。葡萄美酒夜光杯，投笔荷戈入队。臂挽雕弓三箭，手把戈头一挥。丈夫生死寄如归，小岛何愁不碎”。其二：“塞外风云色黑，关头鼓角声高。兵车格格马萧萧，连夜羽书捷报。卷起罗衫翠袖，妆成戎马征袍。芙蓉结子挂腰刀，百万倭军草草。”此词载入中共兴文县委统战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主编出版的《吼狮》一书中。此外《凌霄问萃》续编中，还载有余县长的三首诗。
民国版《兴文县志》是前任县长李仲阳开始组织编修，未成书，李即调任南溪县长。余诩到任后，下车伊始，继续搜罗人才，汇集地方文人，完成出版。李、余二位县长，编修《兴文县志》，承传兴文的历史与文化，功莫大焉。
余县长爱才惜士，编《兴文县志》，；罗致县内人才，如何肖葛、姚美称、石荣秋、石千仞、石清如、李如渊、夏屏章、刘华清、陈芳圃、张秉衡等饱学之士，尽入彀中。余县长公余之暇，常与编辑诸人过从，渐以诗文相交，结成诗社，相与唱和。其中家居县城近郊的肖瑞樵，石千仞二宅有花园，以余县长为首的诗人们，常于此二处兴会赋诗。诗友中肖瑞樵与李如渊是“疯子”，操名士派头，人称肖三疯子，李幺疯子。李如渊前是任县长李仲阳之弟，此人有真才实学，在兴文中学教书，很受学生欢迎。他不追随乃兄而去，仍留兴文中学任教。一次，他酒醉，闯入县政府三堂余县长寝室，躺在床上，高呼余太太：“余大嫂快拿酒来”，如此疯狂，余县长也不降罪。何肖葛、石清如是半个疯子，何每于酒后，戴上沙和尚舞剑。在他自己家中书房门贴了副对联：“有酒尽管拿来；酸的也可以。”不但不讲平仄，就连字数都不相等。石清如容易激动，话谈到高兴愤怒时，唾液飞溅，挥手蹬脚，不管尊卑。余县长对这类“疯子”，只图以文会友，不究其疏狂细节。
石千仞花园西侧，新建一敞轩花厅，半跨于荷花池上。于厅内品茶，可畅赏园内花发，园外青山，是个好去处。此厅落成时，余县长亲自题写一张条匾相赠，文曰：“怡亲享老之堂”。木质条匾，匾底褐色，字填石绿色，字为翁同和体，凝炼厚重。时石千仞老母年逾六十，余县长所题，意在褒扬石千仞的孝道，弘扬古圣先贤以孝治天下的美德。
从民国纪元到一九四九年终统的三十八年里，共经历了五十四任县长，其中政声良好，百姓称道的，仅李仲阳、余诩二人而已。有政声而兼有诗名的，则余诩一人而已。
晚自习
我读小学，初中的九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年代中期。正赶上八年抗日战争的全历程。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
小学四年级以上，就要上早晚自习。每个学生自备一盏油灯，点菜油算奢侈，燃得快，亮度好，多半是点桐油，燃得慢，省油，亮度差一些，我属桐油灯群体。学生分“通学”和“住堂”两类，“通学”就是吃住在自己家里，乡下来的才住堂，我属后者。
下晚自习了要全校排队，各班班主任点名。（那时叫“级任老师”），值周老师或校长，教导主任讲过话才放学，住堂生回宿舍，通学生提着灯盏，唱着抗日歌曲，有秩序地走成行列上街回家。
小孩子没有不贪玩的，晚自习时，老师也要来巡视，老师来了，就静静地装着看书，做题，老师走了，就打闹玩笑，很快乐。
我要说的是，油灯除了照明看书，还是一种生产工具，它能做出蛋糕来。有个同学叫龙先举，是通学生，他心灵手巧，油灯烤蛋糕是他的发明。他用“万金油”合子，箍上铁丝，用一段铁丝做手把，这就是蛋糕模型。把放在茶杯里的面粉、鸡蛋、白糖搅拌备用。手持蛋糕模型，放上少许菜油，去油灯上烤，当菜油冒烟了，用小铁勺舀备料入模，烤黄烤香，蛋糕就做成了。
那时的孩子是难得吃上一回蛋糕的，偶然吃上，虽有甜鲜之味，口感却是冷冷的，这种灯上烤蛋糕，味鲜，酥嫩，热烘烘地飘洒出香气，好吃多了，何况自制的过程，也是悦目娱心的过程。可惜粥少僧多，灯前围着一群孩子，尽都睁大眼睛，“嗷嗷待哺”，生产工具和方式又如此落后，当然供不应求。如果运气不好，被巡视老师逮个正着，那才是大煞风景的事，蛋糕没吃成，还挨一顿训，只有一个个垂头丧气，不欢而散了。
我今年晋八十岁，龙先举八十二岁了，他半边瘫痪，上星期我去看他，为了让他快乐，我想起这事，给他讲了，效果还真好，他开心地笑了，他的心境，似乎回到了他那童年“面点师”的岗位。
2008 年国庆黄金周於肖昌龄府第
陈芳圃先生少年轶事
陈膺芬，字芳圃，兴文仙峰乡人。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是兴文教育界耆宿、名师。
先生少年时代，兴文只有县城一座小学，叫兴文高等小学堂。先生读书於此。那时兴文没有中学，毕业后投考古宋中学。考试发榜，先生高中第一名，独占鳌头。但考生们并不认识这“头名状元”是何等样人。
那时兴文的经济条件和知识见闻都不如古宋。先生入古宋中学，仍然是身着粗布长衫，脚穿青布鞋，一付乡下人打扮。同学中多没把他放在眼里。然而，他入学第一周的第一篇作文，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位国文老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发问：“谁是陈膺芬？站起来”！全班都把目光投向他。是不是这个乡下人不会作文，老师要批评呢？老师问：“你就是陈膺芬吗”？“是”！“你是什么地方人”？“兴文炭厂”。（那时仙峰叫炭厂）“你读过些什么书”？“在家父兄辈教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昭明文选》、《史记》、《汉书》，在小学读了教科书”。“你这本子上的文章是你写的吗”？“是”！那老师走到他身旁，拍拍他的肩：“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啦！你的文章我也不知道怎么评判才好”。然后，他走回讲台对全班学生说：“同学们，陈膺芬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教了几十年书，没见过初中一年级写得这么好的。我甚至无法批改，只好一路肥圈圈胖点点的圈点下去，不能改动他一词一字。（那时老师批改文章，通例是在佳句旁边加点，警句旁边加圈），同学们，他穿戴是没有你们好，但肚皮里的料料，你们就大不如他了”。接着，教师在黑板上贴上一张纸，说：“陈膺芬的文章，也无法下评语，我只有这样来评他了”。但见纸上用行书朱笔写着：“通篇顺达，满纸珠玑。何物老妪，生此甯馨儿”！这句话，译成白话，是“是个什么样的母亲，能生下这么一个聪明伶利，才华横溢的儿子啊”？
先生古宋中学毕业后，考入川南师范学堂，在该校仍是文名远播。当时川南师范课程，除各科教科书外，不专开有诗词特科。芳圃先生与石荣秋（兴文人）、王叙伦（筠连人）是诗词特科之佼佼者，号称“川师三傑”。
我家与佃户
解放前 , 我家祖上遗留了些田产，自己不耕种，租佃给农民，我家收租吃饭，这样的人家叫做“乡绅”或“绅良”。解放后士改划分成份，这种人家叫“地主”，是十恶十赦，万劫不复的灾民。而种田地的农民，就是“佃户”，解放后划分成份，佃户就叫“贫农”“下中农”，统称“贫下中农”，按阶级斗争的原则，乡绅与佃户——地主与贫下中农是死对头。只须看《白毛女》就把普天下这对“死对头”表现得很明白，很具体了：地主压迫贫下中农，杀死贫下中农，农民翻身了，报仇雪恨，杀死地主。一个“杀”字笼罩中国大地，没有人性，没有关爱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贫下中农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设宴招待，后来贾府败了，王熙凤把她的女儿巧姐托孤给刘姥姥抚养，我想，曹雪芹犯了个大错误，“阶级斗争熄灭论”，屁股坐歪了，丧失阶级立场。
上边说的是“主义”与“理论”范畴，不去管他了，只如实地回忆下我家与佃户。
拜 年
新年正月十五以前正是过年时节，礼尚往来，亲戚、朋友、邻居都要互访拜年。佃户们也要来给我家拜年。因为拜年的多，摆“流水席”麻烦，乡绅们各自定一天统一的时间，这叫某家是正月初几拜年。我家是正月初六，这日子真快乐，佃户们的孩子也随大人来了，我就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
佃户们都送礼，礼品有腊肉，他们每家也都杀猪过年，腊肉就是常规礼物，每家都送有地里的新鲜蔬菜和一背兜红苕。也有送酒，送白糖和“亮匣”（盛糖果的纸合）的。这背红苕是统一的，家家都送。红苕太普通了，平时没人作礼品，唯有拜年才送，有道理的，《书经》里常提到贡品“厥贡苞茅”，就是某诸候国土地上产的茅草，作象征性的贡品。佃户们送红苕，有此古意，其意若曰：东家，这是你田士上产的东西。
拜年这天，喜气洋洋，象做生办酒一样，请了厨子，摆上十来桌酒席，客人当然不尽都是佃户，还有亲戚和邻居，很热闹，很快乐的。
送租子
秋收了，稻谷晒干了，佃户们就把谷子挑来倾倒在我家的谷仓里，这叫“送租子”。送租子可不象拜年是统一的日子，是各家佃户轮流送来。这早上，就在大门口泡上一垆缸茶。这“垆缸”就是士陶的敞口的缸，能装一大担水，旁边放上竹箪——舀茶的工具和茶碗，送租人自舀自饮。管两吨饭，午饭便食，不吃酒，少许荤菜，蔬菜为主管吃饱就行。晚饭要讲究点，虽不摆席面，但肉菜较多，有汤菜炒菜、家常白肉两大碗，数量保障吃不完，如吃光了，主人就没面子。饭管饱，酒管醉。佃户们红光满面，有说有笑，开怀畅饮，不用杯子，用饭碗吃酒，那酒是家酿米酒，酒精度不高，反正吃个够。这天，主客都很高兴，我没见过佃户们有愁容怒容。
各个佃户素描
杨吉庭，我们小时候就叫他“杨二爷”。一个纯朴忠厚的人，和我父亲感情好，常来常往。我们田庄地名“读田”，我也不知他何时开始作我家佃户的，直至解放土改，主客关系没发生过变化，一直住在读田。人民公社时期他老了，没吃的，饿死了。他有个儿子杨德清和我差不多大小。
一九六 0 年，全国大饥饿，城里人好些，除了供应十八斤口粮，还有一斤糖果票买十个糠饼子。一次，我买了糠饼，想起我四姐在乡下比我饿，我就揣了五个回博泸乡准备送给四姐。到了铜锣山，见一个人靠在路边坎上，奄奄一息，那时这种现象多，司空见惯，我赶我的路。突然，那人说：“哎，你是六叔石昭辉吧”！我一看是杨德清，站下和他说话。他破口大骂人民公社，骂共产党，说他父亲饿死了，今天他也要饿死在这里，走不动了。他骂的话，吓得我魂飞魄散，不敢听，向地主倾诉，我还活不活？我赶快离开，回头又想他真饿死在这路边也太不忍心，掏出两个糠饼给他，快点跑了。
改革开放后，人人有饭吃了，也准许人们扫墓了，我和侄儿效樊一家去读田拜扫祖墓，杨德清见到我们，一定要留吃午饭，我们还心有余悸，地主怎么好享受佃户招待，但他死活不放，只好多谢他吃了午饭。吃饭时，他提起铜锣山那件事，他说：“石六叔，要不是你那两个糠饼子，那天我就饿死在铜锣山，今天也就没有我杨德清留你吃饭了”！
刘金舟，我们叫他“刘三爷”，一个天天面带笑容的小老头，住我家田庄“大园地”，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刘子云，二儿刘树云，三儿刘树秋，四儿刘明金，五儿刘明武，一家人强马壮，五个媳妇也都穿“阴丹布”（洋布）衣裳，男的我们叫哥，女的叫嫂，二儿媳姓马，还拜我母亲为干娘，我们就叫她二姐。
农闲季节，刘三爷带着五个儿子，挑生姜上云南，买鸦片烟回来卖，很赚钱。记得一次回来，送我家一筐“洋海椒”，说是用来煎肉很好吃，我家照他说的煎了肉，很不好吃，酸的。几十年后，西红柿栽种传到家乡，我才恍然大悟，那“洋海椒”是还没有成熟的青西红柿。
刘三爷的腰间，系上个“皮围肚子”，装钱的，象而今有钱人腰间的钱包。人们说，刘金舟时常让他的媳妇们在他围肚子里摸钱，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石友安，家族辈份很高，是我的曾祖辈，我叫他“二老祖公”，侄儿们叫他“二老天天”。一个和蔼慈祥的驼背老头，经常面带笑容，一个很亲切，很和善的人。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可父亲是他孙辈，他依着他的孙子叫我父亲“二哥”，叫我母亲“二嫂”，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尊敬他，他有事无事，也常来我家。他还有厨艺，家里来客较多时，总是请他来主厨。他住我家田庄地名凹上。
解放后土改时，我的地主家打垮了，人们各散十方，我的小侄女石纯冰成了孤儿，人小没饭吃，“二老天天”悄悄给她说，你到我家团转讨猪草。纯冰去了，他包了一大包饭埋在背兜猪草里，她拿回来吃了几天，免於饿死。
一九六 0 年，是大量饿死人的黑色年代，“二老祖公”私下开荒种些红苕南瓜，他进城找我说：“我想给你背点红苕来，又不敢，人家知道了，我也要遭，你也要遭”。后来他约了个时间，他晚上把红苕背到铜锣山，叫我去接。我去了，果然他已等在那里。我至今还记得，那晚下着雨，我背到家，都深夜三点钟，一身都湿透了。在那饥饿与高压的年代，这事对我来说，才真正叫做中国出了个大救星。
陈树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住我家田庄撮箕湾。此人有经商头脑，一边种田，一边做生意，“赶溜溜场”摆布摊子，家道比较宽裕，就讨了个小老婆，那时叫“讨两大小”，是阔人们干的事，可我们这佃户也干了。后来征兵，叫“抽壮丁”，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家三弟兄，到乡公所“抽签”，陈树三“中签”了，我就看到《兵车行》那画面，陈树三入伍了。“两大小”平日不和，经常打架，这时两大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团结起来，要求我家救丈夫回家，拿出全部积蓄还不够，我家帮贴了些去城里找人打通关节，决定部队开拔时到砂曹某地逃跑，部队对空鸣枪假打，因那接兵连长是我家的关系户，后来按计行事，逃回来在我家隐藏一个多月，住在碉楼上，我每天给他送三吨饭，还给他倒便桶，直藏到我家把事情给他理顺，可以公开露面了才回家。
周吉三，一个极老实而又胆小怕事的农民。住我家田庄大岩窝。陈树三救出来，第二年周吉三又行厄运，被乡公所“捉壮丁”了，这回不是抽签是“捉”的，恐怖多了。捉住他时，他要求到我家辞行。乡丁也都是本乡人，同意带来我家。他一见我父亲，就跪下去：“二老爷，你要救我啊”！我父亲赶快扶他起来，也流着泪说：“周吉三，不要怕，你去吧，我们想办法”。就被乡丁押走了。也巧，还是去年那个连长接兵，因为“叙泸师管区”是常设地方军事机构，还是那邦人运作。几经交涉，给连长说这人太穷，真出不起钱。连长碍於面子，还是答应了。那时捉了人去，接收部队要“验壮丁”，相当於现在的体检。很简单，不用医生，不用仪器，连长说了算。第二天，连长叫周吉三出列，骂道：“你干筋瘦猴个鬼样子，还想吃粮当兵，滚”！周吉三就“滚”回来了。
刘远芳，只比我大一岁，住我家田庄撮箕湾，和我很要好。是个很聪明的小青年。解放后参加工作，在江安抵篷公社当付书记。人民公社那年月，是阶级斗争这个根弦绷得最紧的时期，他曾经是我家佃户，现在已当书记的人，却不忘旧日交好，每当回兴文来，都来我家看我。大家谈话都很谨慎，很知趣，不谈解放前，不谈现在的阶级斗争，谈生活，说闲话，彼此心照不宣，见面就是了。
后来，公共食堂开不出饭了，不断饿死人，作为一乡的付书记，他无法救民於水火，心里太难过，就不干了，自动退职回家。改革开放，落实干部政策，有人劝他去理料他的事，他说，去理来做啥，不就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吗？现在大家有饭吃，这就好了，做庄稼我是本行，一样穿衣吃饭。他竟不去落实。
每逢他上街赶场，也要来闲坐闲话一番，友谊长青。现在我离兴文在成都定居了，还常常想念这个佃户朋友。
瞿海臣，不是我家佃户，但是穷人，童年时同在一起读过私塾。一九五 0 年和我同时参加军在一个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我在团部，他在连队，见面机会不多，他身体健壮，在部队选飞行员选上了，后官至空军团长。
他到航校后，常给我写信。我转业回乡教书，他还在部队当官，每当他回乡探亲，也必然来看我，不避阶级之嫌。现在大家都七老八十了，还有联系，他退休后住在南昌。我们的民办文学《凌霄文萃》每次出书，我和肖昌龄都送给他，特别是《兴文掌故》、《水泸坝的故事》，他看了很高兴，因为写的兴文和博泸乡的事，他很有共鸣，看到高兴处，就给我和肖昌龄打电话说他看到某篇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