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官曹玉山
上个世纪的一九五八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立志“超英赶美”，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生产，生活都是军事化。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公共食堂，不允许各家各户自己煮饭吃，也不可能自家煮饭吃，因为社员口粮全部由公共食堂造名册领粮，个人根本颗粒皆无。公共食堂是社员的命根子，当时提的口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可见其重要性。当时的报刊、广播，都是这个口号，那是党中央的声音。
公共食堂开头还好，有饭吃，能吃饱。可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到了一九六 0 年，基本没有饭吃了，毛主席又有批示：“瓜菜半年粮”、“粮引路菜当家”以吃菜为主。再往后，菜也没有吃了，吃野菜，树皮草根，还吃“仙米”——一种白色泥土，全国大饥荒，全国大饥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一九六 0 年六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博泸公社的博望大队，共九个生产队，分别开九个食堂。可是，九个食堂都无东西可“食”了，不要说粮米，凡是能入口，可消化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前几个月就不断发生肿病，现在开始饿死人了。而九个食堂同时揭不开锅，干脆关门了。社员们各自寻野菜树皮充饥，一家家，一户户奄奄一息了。
博望大队书记龙相高，文书马明春（党员），会计刘长荣，这三个人就是全大队的领导集体，他们坐在办公室一筹莫展。书记龙相高说：“怎么办？食堂都关门三天了，人人挨饿，不断死人，这还怎么办。”？马明春说：“只有把实际情况向公社汇报，别的也没有办法”。可是，这样去“汇报”是担着很大风险的。那时国家只有一本宪法，没有具体的法律文本。谁犯罪，只是领导一句话，你就犯罪了。当时有一项罪名叫“闹粮”，就逮捕、就判“劳改”－徒刑－劳动改造。谁敢去说九个食堂都关门了没饭吃这个事实呢？不说嘛，又真的没有吃的，一个个人硬活活饿死了。书记，文书这两个共产党员都不出头，因为他们有党的组织纪律约束，党员能拆人民公社的“心脏”的台吗？於是他们叫会计刘长荣打电话汇报。刘长荣不是党员，是年青小伙子，叫他汇报最适合。可刘长荣也不是“憨包”，他晓得此事的严重性和可怕的后果。开头他也不愿意打这个电话。电话机就在办公桌上，可三个人谁也不愿伸手去打电话。龙相高再三催促刘长荣打电话，说全大队都饿了三天了，再这样下去，明天不知又要死好多人。刘长荣心一横，打就打！打了电话，无非劳改，不打电话，也只有和大队社员一齐饿死，反正都是绝路，打就打。
电话接通公社，接话人是曹部长。曹部长是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是县委包公社——博泸公社工作组组长。刘长荣说“曹部长，博望大队九个食堂都基本关门了”。此时马明春在旁边大声喊叫：“啥子基本关门哦？都整整关门三天了”！那头传来曹部长的声音：“你们各个食堂按人头造册，按每人每天一斤谷子计算，打开大队保存的公粮仓库，暂称半个月口粮给各个食堂，暂时救急再说”。语气很沉重，但很干脆。博望大队这三人领导集团，如受皇恩浩荡，二话没说，立即通知各食堂来人挑谷子。社员们都饿蔫了，可一听到喊到大队挑谷子，立即来了劲，青年的箩筐担子，成群结队直奔龙洞湾仓库。
九个生产队的生命得救了。
公社党委书是王春宣。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博泸公社红得发紫，全县大小现场会，无不在博泸召开。王书记对曹部长不经研究，不向县委请示汇报就开仓赈粮，这动用公粮是何等重大的事，他一不满曹部长独行独断，二怕担不起食堂断粮关门的干系，就立即向县委第一书记楚金安汇报了曹部长开仓的事。曹部长呢，率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叫王书记召开全公社十个大队（博望、楠星、三合、群会、双桥、同尧、中棉、中心、九角、鱼池）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全博泸公社开仓赈粮，救命要紧。事实上并不是博望大队食堂关门，是全公社都在饿肚皮了。王书记不干，不开这个会。曹部长干脆越俎代庖，由他来召开全乡支部书记大会。他有这个权利，包公社工作组，是代表县委对公社执行领导的。
会议召开了，全公社仓库打开了，按曹部长批示每人每天一斤谷子救急。全公社人命得救了。三年人为“自然灾害”下来，全县十七个公社，博泸公社是饿死人最少的一个个公社。可是曹部长丢官了。
当县委书记楚金安得知曹部长在博泸公社开仓后，火急把曹部长召回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责令曹部长停职反省。并整理材料上报宜宾地委，听候处分。地委书记牟海秀一看材料也大吃一惊，“开仓”就是打开国库的大事，一个部长竞敢做如此大胆妄为。但生米已成熟饭，，粮食已经装入社员肚里，何况的确也是救活人命。最后还是从轻发落，地委的处分决定是“撤销曹玉山兴文县委常委，撤销兴文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留党查堪”了事，没追究刑事责任。
曹部长名玉山，山东人。抗日时期参军的老八路。解放后，宜宾地方政权建立，转业到兴文县委工作。他是个典型的山东汉子，刚直不阿，勇於负责，敢作敢为。开仓这件事，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严重，而是不忍心看着百姓饿死，不愿意用生灵的血来染红自己的官帽，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於丢官，是他意料中的事，但只要丢了乌纱，能救活百姓，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他无怨无悔，接受处分。直到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罪，而且是做得对的，他才又撤销了处分决定，官得原职。
人民公社解体后，改革开放，生产发展了，人民吃饱穿暖，生活质量提高了，满足了吃穿之后，就有旅游的要求了。博望山是个天然风景区，山、水、竹、石、洞，无所不备。县内外的人，开始上博望山旅游。刘长荣——原博望大队会计——打电话给曹部长请求救命那个小青年，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而且，子孙们都好学上进，有了文凭，在不同岗位上报效国家。他满足游人需要，开了个农家乐“博望山庄”，服务周道，生意兴隆，家道富裕起来了。
二 00 五年初夏，曹部长一家，由他儿子曹健（兴文农业银行行长）领队，到博望山旅游度假，入住刘长荣的博望山庄。这可是救命恩人来了，刘长荣心存感激，热情接待。临去时，曹行长去结账，刘长荣不收费。曹行长很诧异，问为什么，刘长荣说：“曹部长是救命恩人，他不但救了我和全家的命，更救了博泸全乡人的命。不是他，我连命都没有了，还说什么钱不钱啊”！
曹部长於二 00 六年去世了。博泸乡人，世世代代想念着这位好官。
2007 年 9 月於博望山庄
刘三老师
刘三老师，水泸坝人，地名“坝头”，正处在水泸坝中部。“坝头”是一厦很大的双耳房大瓦房，宅后有一林楠木，招来无数白鹤栖住。
“刘三老师”何以要冠上一个“”（音 pa) 字 ? 因为这“”是表明他的身材短小而无力的状态。其人很短矮，头特别大，身躯手足很短小，乡里人把这样的人叫做“子”。刘三老师正是这种身体状况，所以加上一个“”字，人称“刘三老师”。
既称“老师”，必然读书识字，且能为人师表。刘三老师，因身体与体力之故，什么职业都不能，只有“吃笔墨饭”一途。那时乡下没有官学，只有私塾，刘三老师，就是水泸坝的私塾老师。私塾是兴“扑作教刑”的，就是老师要用打人的方式来威吓学生。在一间大屋里，摆上几张方桌，就是学生的课桌。老师那桌子叫“公桌”。刘三老师的“教刑”是很科学的，从梁上吊下一条绳子，缚在一根可以伸到每张课桌的竹竿的一端，他只须坐到公桌座位上，就可以使用竹竿去打到任何一张课桌上的学生。他当然不懂什么叫“杠杆原理”，但却熟练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
刘三老师有后代，他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还是“”，现在是第四代成人了。后代当然是通过婚姻延续的，刘三老师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奠定的。那姑娘压根就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子，只知道是教书老师。喜期之日，被抬到刘家，下轿拜堂，才看见是个在她大腿下边的“子”，当然不乐意了。于是，她当众宣布，如若硬要依礼教嫁给这个子的话，我有个条件，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沿着堂屋这张桌子跑三转，追上了我，我就嫁他，追不上就别怪我了。这当然是藐视，子能追上正常人吗？人们都为刘三老师捏把汗，怕这煮熟的鸡会飞了，谁知刘三老师却抗声答应。比赛开始了，跑了两转，怎么也追不上，第三转，刘妑三老师从桌底下钻过去，新娘正好跑到那个位置，他扑过去，死死抱住新娘的一条大腿，说：“你说话要算数，这回该嫁给我了”，就这样“拉娘配”成了亲。乡里人把这女人喊作“刘三娘”。她当然不，是个又高又大的女人，但嫁“鸡”随“鸡”，其称谓也只好冠上一个“”字了。
抱腿成为夫妻后，刘三娘有不顺心的时候，就一抱把刘三老师抱去丢进黄桶里。黄桶，是个很大的木桶，直径约有一公尺，大半人高，能装几担谷子，刘三老师落入捅里，犹如落进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出也出不来，只能在里面打转转，认错，告饶，等刘三娘气平和了，才又去抱他出来吃饭。
刘三老师，刘三娘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一小老师（后来也教私塾），女儿嬢嬢，我都亲眼见过，我的三哥、四哥，都曾受业于刘三老师门下，与小老师是同窗。
刘三老师和刘三娘的婚姻，和《水浒传》里“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后来却成了亲的故事，可谓异曲同工，具有同等现实意义。
李仲阳县长赠仙峰乡公所对联
陈小石君还回忆得起民国李县长赠仙峰乡公所对联，文曰：“斯民多忧患余生，愿同仁以耻教强，以劳致富；此地乃交通要道，望众友居丰虑约，居安思危。”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而那时的仙峰乡实在太穷了，只有包谷饭，茅草房，他作为县长，感慨良多，上联的“以耻教强”，是取古训“明耻教战”，“知耻近乎勇”，以激励抗日之敌忾同仇。“以劳致富” , 是鼓励努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下联的“居丰虑约”，“居安思危”是提醒乡干部们多想想老百姓的生活，不要过於享受了，搞不好，老百姓会造反的。可见此君还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远见的。
我当县人民代表花絮
一九八三年冬，虽然还是“人民公社”时代，但中国大地开始复苏，第一次恢复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于八四年元月，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我被我任教的富安小学题名为候选人。县委第一书记赵登槐，分配在富安公社参选，与我同在一个选区。各生产大队都有题名，遴选结果，在全公社入围三个人中选出二人为人民代表。这三个候选是赵登槐和我与另一个候选人，这人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从权势、地位看，赵登槐该稳超胜券。然而，选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按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方能成为合法的当选人。第一轮选举下来，我以百分之七十几的优势当选，而作为县委第一书记的赵登槐和另一位候选人的选票，均未达到半数，赵登槐输得最惨，只获得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选票，这可是塌了天的大事，第一书记落马，县选举委员会指导工作组和公社选举委员会怎么担待得起？这还怎么向县委交差？于是，只好来第二轮选举。我既已优势合法当选，就旁看座，作璧上观，由赵登槐与另一候选人中，二人选一差额选举，结果是另一个候选人稍好一些，比赵登槐的票多，可是，幸好都没过半数，形势表明不能再让他二人共同参选了，再选下去赵登槐可能更糟，就变了个方法，让县选举委员会指导工作组和公社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抓革命、促生产”，“深入群众”为由带着选票，一家一户去“那助”群众选举，代选民写选票，赵登槐才得以微弱的多数“当选”，至于另一个候选人，没有谁会去关心他的，只有“落选”了。
我是地主出身，家里“杀、关、管”俱全，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名代表”呢？但优势的选票既当众开票给我了，也不能拉下来，于是就在县人大开幕的七天会议中对我进行封杀。一是所有人民代表都把照片放大了在大街上公布，唯独没有我的照片，二是县广播站（那时还没有电视）采访代表视察活动和分组讨论的照片，一律没有我。三是提案也提交大会讨论，但提案人中没有我的名字。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提案，是时任宣传部长的人民代表杨交刚主动来联络我提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提案，我明明签了名，这个提案受到大会重视，但我这“石昭辉”三个字却无形中蒸发了。面对这些封杀手段，我只有沉默，不敢抗争，因为“人民公社”还没取消，还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狼牙棒政策管制臣民，你还敢去说什么呢？我只暗自好笑，我参加这七天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多谢共产党，吃了七天的好饭好菜，这伙食在家里是万万吃不到的，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省人民代表，赵登槐“当选”了，他是县委第一书记，能不当选吗？代表们可比不得乡下的农民去弹直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全国人民代表，赵登槐又“当选”了，因为兴文县边远山区，有相当一部分苗族，理应给兴文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而赵登槐又是兴文县独一无二的省人大代表，“当选”是必然的事了。于是，赵登槐一路披红挂绿，风风光光地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然而，富安公社的基层选民，无人不知他“当选”县人民代表的底细。
三年过去，一九八六年，县人民代表大会又该换届选举了，那时的换届时三年一届，为了封杀我，不至在此被提名为候选人，县选举委员会指导工作组出了“奇招”，指定富安小学提名的候选人“只能是女性”。对其他任何单位都没有这项规定。这一招真灵，把我绝对封杀死了，因为我是男的，要做变性手术也来不及了。我的提名权遭到如此野蛮践踏。
更有甚者，县选举委员会指导工作组组长副县长陈国粹，在兴文晏公社指导工作，于选举动员报告中，公开喊出：“提名候选人要慎重，要有阶级观念和阶级觉悟。上一届选举，富安公社把家庭杀、关、管俱全的石昭辉提名出来，还当选了，这是严重的错误和教训。大家头脑要清醒，决不能把象石昭辉这样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很明白，陈国粹这番讲话，正好印证了富安小学只能提名女候选人的原因。很明白，这是以赵登槐为首的兴文县委的操盘杰作。
毛泽东常说，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才是真民主。我真有福气，通过尸位素食地当了兴文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幸享受了这个“真民主”。
还有一件怪事，附带说出来。后来兴文与古宋合县，官员们为了子女能有好老师教，把声望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都调进县城，坦诚地说，我属于这样的教师之一，然而我一直没有“进城”的份儿。对此，我没提出过要求，也不存在幻想。后来，一些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的同仁，组织创办了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凌霄文萃》，原宣传部长后任副县长的周德康退休后，加入了这个团体，退休了，和普通教师就平等了，无话不可以说。周德康曾告诉我，他曾几次提出要调我到兴文中学，但第一书记赵登槐和副书记王云松给宣传部打招呼“下死命令”，石昭辉坚决不能进城。他说：“我想调你，也没有办法”。
我退休了，有一次在仙峰避暑度假，赵登槐因公也到了仙峰，他还到我们住地来和大家聊天。有个朋友凑趣，当着赵登槐的面说。“石老师，以你的教学水平，怎么没有调进城呢”？我说：“有人给宣传部下了死命令，石昭辉坚决不能进城”。赵登槐很不自在的说：“谁能说这样的话”？我说：“这话当然你赵书记最清楚了”。他听了更显得尴尬难堪，就撒撇撒撇的走了。
封杀践踏也好，“坚决不能进城也好，我毫不在乎，我有我的欣慰。时到今日，八十岁了，我的家长，我的学生还记得我，还出自内心的尊重我，有一份真诚的感情。可是，赵书记、王书记退休下来，简直无人搭理，可见我畧胜他们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