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碑野寺云生屣 送客江楼酒满衣”
这个标题是一副对联。中国的对联多的是，就像天上的星星，谁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那么我何以选这幅对联做标题呢？乃是因为它关系到晚清时期兴文的一桩掌故。
晚清光绪朝，兴文考中了一名进士。他名何绍勋，字肇仿。与他同榜的四川籍进士中，很有几个有名人物。资中骆成骧，一甲第一名进士，即头名状元。江安傅增湘，长宁杜柴扉，兴文何肇仿，都考中二甲进士。杜、傅二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坛上极负盛名的才子。骆成骧中状元，并不是他的文章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是他在策论考试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这两句话，使光绪皇帝大为感动，大加赞赏。于是就御笔钦点他为状元。傅增湘就大为不同了。后来他当了京官，身居北京（其时何肇仿也作京官，任工部主事，后放贵州省思州府知府，死于任上），他的学问、人品，声望已是名满天下。满清覆灭后，由于他士林清誉，威望过人，中华民国北方政府，请他出山，当了教育总长。办起北大、清华，公费派学生出国留学，正是他任内的政绩。他又是当时中国可数的几家大藏书家之一。解放后，他的后人把他的全部藏书，捐献国家，使中国的图书大放异彩，锦上添花。杜柴扉后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同盟会元老，他与他的夫人杜黄，曾参与了彭家珍、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杜黄还同江精卫一起坐过天牢。此人名士风流，不恋富贵，民国建立后，携夫人杜黄回长宁老家（今双河镇），诗酒终老。他写的川剧《情探》，堪称杰作，实为《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这些名著的姐妹篇。至于我们兴文的何进士，则可惜英年早逝，除一部《涘园诗钞》外，别无佳作传世。
为什么要把骆、傅、杜、何四进士扯在一起呢？这就是前面说的晚清兴文文坛盛世的一桩掌故之所在了。同榜进士，称为“同年”，相当于现在同学会中的同班同学，那是特别亲热的。“同年”之间，多有交往。他们四人同榜考中进士后，互相邀请玩耍，就如现在的高中生考上大学了，轻松一下互相邀请玩耍是一个道理。那一年，何肇仿邀请了骆、傅、杜三位“同年”，来兴文作客。他们玩得很有兴致，登上了博望山，游了晏江边的两江口，西江楼，万寿寺，南寿寺。在这些旅游活动中，少不了临风把酒，吟诗作赋。临别前，傅增湘提出，由他们三人合作，送一副对联给何肇仿作纪念，方不虚此一行。于是，傅增湘出上联：“寻碑野寺云生屣”，杜柴扉对：“送客江楼酒蒲衣”，骆成骧执笔书写。这幅三进士合璧，用抽象思维的创作手法，记录了兴文之游的对联，就成了何府的镇宅之宝。
石千仞先生之父石安舒是兴文的廪生（享受皇家津贴的优等秀才），虽不是进士，但也是兴文读书人中有“功名”（学位）的人，而且与何进士是同乡、亲戚、世谊，过从甚密。骆傅杜三人来兴文，兴文有“功名”的人，当然被何进士邀请作陪，参予一系列活动。后来石千仞先生与何进士的儿子何肖葛，也是同乡、世谊、亲戚、还加上朋友。因此，石千仞先生不仅从他父亲石安舒口中听到过这个掌故，而且他还在何家书房里看到过这副对联。
文化是有渊源和传承的，石千仞先生对这个兴文文坛盛世的掌故，终身不忘，他曾把这个盛事，讲给我们这一代人听过。何进士的胞姪何三爷（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也曾讲过这件事。石千仞先生，在八十年代，举办了个人诗书画展，创办了晏阳菊花会，应该说，他的文化活动，无疑也是对兴文文化的传承。他对这副对联充满热忱和眷恋，在他临终前两个月，他用碑体字书写了这副对联，挂在堂屋里。他离开人间已十几年了，这副对联仍挂在此处，这是他一生书画生涯的封笔之作。他还说过，他见到过骆状元写这副对联是碑体字，因此，他仿骆状元之笔意，留下这副对联给他的后人。应该说，这也是对兴文文化的一份传承。
现在，兴文文坛盛事又来了。《凌霄文萃》汇集兴文地方掌故，编辑成书，这无疑又是对兴文文化的一个传承。老朽何知，躬逢盛世，于是写出这个兴文文坛盛事掌故，以飨读者。
三千健儿与五百壮士
四川兴文仙峰公社有个“燕子洞”，解放前，草莽英雄田海云盘踞于此。他手下弟兄伙四五百人，有粮有枪。田海云外号田二麻子。此人神通广大，与当时国民党宜宾专员公署专员冷薰南、国民党廿四军师长穆瀛洲交情甚厚；与当时红军川南游击队，也互通声气，常为红军买子弹药品。一年春节，田海云请当地读书人陈仲洁写春联。这可难坏了陈先生！他不敢不写，又不愿恭维，于是冥思苦想，拟就一联：
三千健儿，不择鸡鸣狗盗；
五百壮士，相依虎踞龙盘。
上下联均用田家典故，写来颇有气魄，然不贬不褒，似贬似褒，可称妙对。
（原载《龙门阵》 1984 年 6 期）
一夜县官
翻开《兴文县志》，看看《官师》部分的《中华民国职官表》，真是眼花缭乱，令人咋舌。
从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三十七年，兴文县的县官达五十四任之多，平均任期为七个月。其间，最长的一位是郫县人李仲阳，任期四年。最短的一任是古宋人刘君达，任期仅仅两天。其余的任期多为三五个月。这样频繁的更换县官，其历史背景是川、滇、黔军阀混战的所谓“防区制”，凭枪杆子争地盘，谁的军队打进去了，谁就委派一个县官为他们刮地皮，从而如此这般地“城头变幻大王旗”。兴文经受“防区制”蹂躏的时期很长，从民国八年到民国二十一年，前后十三个年头，都是兵荒马乱，县无宁日。
实际上，刘君达这个任期两天的县官还不是最短的。真正最短的任期只有一夜。也许太短了，不足昭鉴后世，没资格登大雅之堂，所以兴文的正史《兴文县志》没有“书”。然而却实实在在有这么一段历史。
这个“一夜县官”名叫肖虎堂，兴文博泸乡水泸坝人。笔者不胜荣幸，也是博泸乡水泸坝人。在我童年时期，这个肖虎堂对于我家来说，是常来常往。所以我对“一夜县官”的始末知之甚详。
肖虎堂何许人也？他的职业的身兼巫、医两职。我们乡里的人，当面称他“掌教”，背地则呼他为“道士”。“掌教”是尊称，“道士”则有贬意，故不直呼之。肖虎堂这种“道士”有点特殊，不穿道袍，不挽道髻，也不住道观。而是同平常人一样，种田，做买卖，结婚，生男育女。说他是“道士”，是因为他能书符念咒，手持戒刀，为人驱鬼除祟，亦即“跳端公”者流。而且他这“道士”，精通佛家的一套。谁家死了人，或为死者超度忘魂，“道士”把头剃光，穿上袈裟，戴上毗卢帽，挂上宣扬因果轮回报应的神轴，“放焰口”，做“盂兰会”，幢幡宝盖，敲动锣鼓法器，拖长声调悠扬地唱起来。那乐器和唱腔与电影《少林寺》的和尚做法事一般无二。而且还讽诵经卷，诸如《金刚经》、《楞严经》之类。这种“道士”首领，被尊称为“掌教”，是肖虎堂的主要职业，即“巫”的一职。
我们乡下，有句愚昧的话：“神、药两解”（“解”字如云南人读法，念 gai ）。就是说，有人生了病，请个“道士”来驱鬼，再吃一些他的药面子，双管齐下，这病就管叫好了。肖虎堂就是这种既能驱鬼、又能下药的“真人”。此外，每逢端午，肖“道士”还要耍蛇，卖蛇药。他确有些治蛇的本事。笔者少年时，每逢端午，都要到他的摊子前去看耍蛇，那些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蛇，很能吸引观众。这是肖虎堂的副业，即“医”一职。
肖虎堂在小小的兴文县颇负盛名。他带有二三十个徒弟，是个道貌岸然的大“掌教”。
话说兴文地处川、滇、黔边境，当年正是川、滇、黔三省军阀争地盘、打内战的地区。其中为祸最烈是滇军和黔军。因为川军军阀远在川西坝子混战，对兴文鞭长莫及。于是，兴文成了滇、黔两省军阀争夺势力范围的目标之一。一会儿，滇军来了，委一个滇军知县；一会，黔军赶跑滇军，又委一个黔军知县，如此周而复始，走马灯似地替换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县官。对这样战祸连绵、民不聊生的景况，邑人石子瑜先生（兴文博泸乡人，前清秀才，笔者的祖父），曾戏仿李后主《虞美人》嘲骂云：
“争城争地何时了，杀人知多少！滇去黔来黑旋风，一县生灵尽在涂炭中。衙门铜印依然在，知县天天改。黎民年年愁更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时在民国十三（一九二四年），正当滇军压境、黔军撤走之际，兴文成了一座空城。黔军撤退时，把文职县官丢下不管，这个没人要了的县官，成了急得团团转的“瓮中之鳖”。肖虎堂家住铜锣山下，离城只有五、六里。当他得知城内空虚，滇军还未进城，于是粉墨登场，跑去过起官瘾来。他纠集起二三十个徒弟，人人手持戒刀，于黄昏时分，冲入城内，一阵呐喊，杀进县衙，把县官拖了出来，勒令他“交印”。古话说：“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肖虎堂的徒儿们虽然只有戒刀，但也毕竟是兵器，县官心里纵有千般不屑、万种不愿，无奈何也只得作揖打拱，乖乖地交了印，携妇将雏，“牵黄犬出东门”，浪迹天涯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肖“掌教”及其徒众，凭戒刀取“天下”，沉甸甸、黄灿灿的大印在手，好不快活。他懂得首先要办的事就是“出榜安民”。他们一窝蜂踊进签押房，徒众取出文房四宝。他不假思索，用画符、上表用的姜黄纸，仿照做法事上表的表文那种骈体，写了一式四份榜文：
“兴文县正堂肖，为榜示事：
照得兴文全境，无分士农工商。务使各安生计，毋须观望惊惶。有钱出钱印税，无钱挑抬轿行。不许抗粮不止，不许关门罢场。如有刁民犯上，五十大板压堂”。
你瞧肖“掌教”，他也深知为官之道，上台的当务之急就是抓钱抓粮，威加百姓！
写完榜文，肖虎堂亲自抱着大印，在骑年跨月之处，重重地盖下去。生怕不显，还着实的摇了几摇。盖完印，他和他的徒众，一阵呵呵大笑，轻松下来，叭哒着叶子烟，休息聊天。只等东方发白，便将榜文在四城门张贴，着实做起了“大老爷”来了。
谁知好梦不长。已是鸡叫二遍，只听得东门外官道上响起一排排枪声。这是滇军不知城内虚实，进行火力侦察。城内一片混乱，众人高喊：“滇军来了！”好个肖虎堂，到底是“白日管阳夜管阴”的县官兼“掌教”，他颇为镇静地思索了一下，对徒众说：“娃娃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还是走吧。我们几十把戒刀，敌不过人家的‘白药九子'噢！”“白药九子”是滇军的一种枪。大徒弟黄五“道士”（名黄相安，兴文博泸乡铜锣山下人）还梦想当两天“师爷”，有些恋栈，说：“掌教，印呢，我们怕要把印背起走哦！”肖虎堂说：“算了，算了！还要啥子印哟！人家来还不是为这颗印，人家来得到了这颗印，就在城里稳到；要是没得到这颗印，就必定要清乡，那时候你我的脑壳就要吃草了！”说完，率领徒众，仓皇出北门回博泸乡，仍然重操他的“神、药两解”的巫、医故业去了。
笔者今年五十九岁。童年时体弱多病，每病就要去请肖“掌教”来驱鬼，然后吃两包他的药面子。说也奇怪，怕就是所谓“精神治疗”吧，往往病也就好了。十岁时第一次看《三国演义》，当然半懂不懂，无端地把华佗与肖“掌教”联在一起。看着肖“掌教”高而且瘦，三络青须，略为驼背，挂着条紫竹杖，足有茶杯精细，挎一个用细篾丝编的长方体的药箱，由于年深月久，篾丝呈暗红色而有光泽了。我总觉着这老头就是华佗，疑心那药箱的底层，定然盛着《青囊经》。每当他驱鬼或治病后，走出我家的门，我父亲就爱用一种幽默的表情，给我们讲他曾经当过一夜县官的故事。因此，我对这桩官场轶事，鱼象很深。至于他那通安民的榜文，因是骈体韵文，容易上口，当年就能倒背如流，所以至今不忘。
（原载《龙门阵》 85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