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玉人生》(3)
铁板钟声2-2
仙峰群儒
学校处处讲阶级斗争，使我在教育方面的志向也迷茫起来了。紧接着，我被卷入文革，无法自拔，也跟着整个社会疯狂。实际上，那几年是白白地浪费了。可以说，从 1962 年到 1970 年这八年间，只能说是我认识社会的八年，是我潜身“修道”的八年。但仙峰小学的老师们，却永远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给了我人生的启迪，给了我很多欢乐。现在他们多数已经作古，但我和他们的感情却永恒。下面，我只将最典型的四位老师记录于后。
驯服听话的彭校长
彭校长出生贫农，根红苗正。读初中时学校开晚会演戏，他扮演农民，不必化妆，已是天然的农民形象。他在高县师范毕业后分配回兴文教书，不久就当上校长。我初到仙峰小学，他教我读拼音，帮助我备课，可以说他是我步入教坛的第一个引路人。他对我很关心，很器重。一天晚上，我想把教室里的地炉子预先生火发好，以便第二天学生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就感到温暖，尽快上课学习。可要把地炉子的煤炭引燃，还真有学问，我用了很多发火柴，花了很多时间，反复点火燃烧，还是没有把地炉子发燃。正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时，我抬头发现彭校长好像早就站在我面前观看多时了。他于是就教我怎样将干柴放在炉子下层，怎样点火，怎样加煤，怎样锤煤炭，他边操作边讲解，不一会就将火发燃了。他为我传授发火技巧的时候，我这个一直脱离实践的书生，感到彭校长真是一个优秀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彭校长对我的政治前途也关心。他发现我还没有入团，便主动担任我的介绍人，让我的入团申请很快就批准下来，帮助我解决拖了几年的老大难问题。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因犯错误调离后，彭校长毫不犹豫，立即安排我担任此职。他注意勤俭办学，爱劳动，不计较个人得失。学校在厕所旁边新修一间洗澡室，那时用水泥铺地面还是一种奢侈，只能用石灰打成三合土地面。每天放学后，他就拿着一个木掌锤，去拍打那用石灰混合的三合土地面。我为他的行为感动，也跟着他去干活。一条去建武的小路从学校操场边经过，过路行人常常影响学校的教学。他决定发动教师上山砍方竹，修建一道围墙，以保护学校的安静环境。我是他这一倡议的积极拥护者，每天放学后便跟着他上山去砍方竹。时间久了，我发现彭校长能成为政治上的红人，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听话，尊重领导，是标准的 “ 驯服工具 ” 。例如，一次他在区里开会后回到学校，立即传达会议精神，说有领导和贫下中农提意见，认为仙峰小学办学方向有问题，学生干部多数都是地主和右派分子子女担任。他说到做到，立即清查，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全部撤换了。这立即引起学校的骚动。原来仙峰虽是贫穷山区，读书风气却颇浓，小小乡镇，竟还存在有读书的四大家族。有钟善良和谢永辉两家，各家六个子女。还有刘明相家和欧阳树槐两家，各家四个子女。这四家的子女，在校个个优秀，都是模范儿童，老师都喜欢他们，在班上不是少先队大队长、中队长，就是班长。但用彭校长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分析，问题就来了，谢永辉和欧阳树槐虽是区里的干部，但四家人都不是纯正的贫下中农，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政治历史背景复杂，不应大胆任用了。首当其中，刘明相是右派分子，他大儿刘生伟的少先队大队长职务立即就被免除了。真可谓，这些可爱的儿童，从小就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彭校长确实有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我父亲在土改时定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本人不是地主分子，他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在仙峰供销社参加工作。可 1964 年四清运动，我父亲被无端地打成地主分子，开除回家。彭校长根据领导的意图，仍抓住父亲不放，要我写揭发父亲的材料。我真想不出我父亲有什么罪刑，只写了一页简单的文字去敷衍了事。 1966 年，我们的大女儿东东降生后，便接母亲来学校帮我们带东东。母亲来学校不久，彭校长向我传达指示，说上面有文件，我母亲不能住在学校，要母亲立即离开学校回家。我感到很不理解，说母亲不是“地主分子”，为什么不可和自己的儿子住在学校。彭校长说，这是领导的指示，必须执行。为了不为难校长，我们只好送母亲回家去了。
文革开始，学校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彭校长对造反派就像对原来的领导一样，毕恭毕敬。我是造反派成员，对我似乎也更加尊重。我觉得他是一个称职的小学校长，更看不出他是什么走资派，我们都不去为难他，有时和他虽有点小摩擦，但也没有对他怎么样。 1967 年春天“二月镇反”，县里派人到仙峰小学点火开批判会，陈老师被打为黑高参，我被打为急先锋，受到重点批判。此前，仙峰小学都很平静，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以为批判会走走形式就过关了。谁都没想到，在批判会上，彭校长发言，语出惊人，把大家都吓得胆战心惊。彭校长说，他听过我讲《海上日出》一课，说我画了几幅画，其中一幅画的说明文字是：“太阳被乌云挡住了，红是红得很，可是没有光亮。”说我居心叵测，别有用心。那个时代，大家都很敏感，知道“红太阳”是什么，这可是影射伟大领袖、污蔑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呀！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真如晴天霹雳，让我震惊。在那一瞬间，我很可能立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当场据理力争，并回家拿来课本，说明我只是照本宣科，没有丝毫的恶意发挥，才暂时平静下来。不久，“二月镇反”被否定，区政府专案组当着我的面把揭发我的全部材料烧了，说事情到此为止，不要纠缠。我无事已感万幸，还纠缠什么？算是了结了此事。仙峰小学又归于平静，彭校长又和我握手言欢，和过去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1970 年我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在宣判我的会上，平时不善言谈的彭校长上台发言批判我，再次语出惊人。他说我的名字叫“德玺”，“玺”者，皇帝的印也。说我野心勃勃，想当皇帝。近千人的听众立即哗然。彭校长对我这父亲请先生取的名字的诠释，由于太牵强附会，后来虽然没有定为我的罪证，但他这颇有新意的原创，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笑柄。
1975 年我的“反革命”罪被撤销，给我平反，补发工资，恢复工作。彭校长那时已经调到县教育局。我平反后第一次和他相遇时，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受苦了，并祝贺我获得平反。我脑海里那个纯朴老实的校长形象，立即又在我眼前出现。他说，我还是你的入团介绍人，你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之后，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一场五年之久刻骨铭心的牢狱之灾，便被我们的哈哈笑声掩盖了。
八十年代初，彭校长任文教局政工股股长期间，他突然失踪。原来，有位民办女教师对他有所求，和他常在一起约会。失踪第二天，根据这位女教师提供的线索，在古宋的堰沟里找到了彭校长的尸体。有人猜测，是女教师和彭校长的暧昧关系，激起了女教师老公的嫉恨，便下毒手将不会游泳的彭校长推到堰沟里，被溺死了。但无论怎样审讯这位女教师，她都没有提供能说明真相的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彭校长就这样伴着这个千古之谜，离开了人间。
学富清高的张主任
张宗前张主任出身书香门第，是兴文颇有威望的老前辈，是不同凡响的教育耆宿。他的中文功底深厚，是资深的教导主任。我教小学一年级时，他多次组织低年级识字教学教研活动，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在学校有一间寝室，在仙峰街上还有两间屋，夫人和孩子们就挤在那里。他特别喜爱书法，每天都要练字。我常常到他寝室和他聊天，并观赏他写字。他很自信，说他的书法兼各家之长，独树一格。我不懂书法，是外行，但他写的正楷字端庄耐看，还没有见过有谁写的字更让我赞赏，故我完全相信他的自我评价。他还常常将自己写的字，描成黑底白字，就像字帖一样。我觉得这有点无聊，但后来我终于领悟，这不正是张主任自信的表白吗？
张主任的夫人刘老师原来也是教师，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时，被精简了，变成一位全职家庭妇女。幸好张主任的月工资有 51 元，是当时教师中最高的，还勉强能解决全家的生活费用。刘老师没有了工作，就做家务事和生小孩。一两年生一个，不几年，那两间屋就成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了，深有人满为患的烦恼，于是每天晚饭后，她就抱着最小的孩子到学校去住。张主任对自己的一群孩子似乎十分欣赏，每降生一个，就给他（她）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英格、南飞、曼舒、问桃、学涛…… 1962 年以后，政策开始宽松，居民可以喂猪，并实行“对半开”，即喂猪户可留一半自吃。经过几年饥荒之后，这新的养猪政策太诱惑人了，于是，刘老师在她那挤满小孩的两间屋里，也喂养了两条小猪。小猪和小孩们混在一起，家里更添加了几分热闹与情趣。刘老师日夜操劳，割猪草，求人买米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猪喂大。在上交第一头猪时，她没有对半开，而是将整头猪上交给政府，心想在上交第二头猪时，才将其全部归自己所有，这实质上不也是“对半开”吗？可是在宰杀第二头猪时，掌握“对半开”解释权的领导，却不让刘老师吃整头猪。这真如晴天霹雳！这猪不是白养了吗？辛苦劳作一年的刘老师全家的吃肉梦难道就破灭了吗？刘老师无论怎么据理力争，也没有结果。一向不关心油盐柴米的张主任也终于动怒了。他觉得这是愚弄老百姓，便亲自出马找有关领导。可那时正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张主任，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对他的出马，领导甚至疑似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无论张主任怎么德高望重，有什么雄才大略，也无济于事，一身冤屈无处投诉，而他又自视清高，刚正不阿，反把领导得罪了。那段时间，我仍然经常去张主任寝室看他写字。那天，他从区里回来，想必是“对半开”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奋笔疾书：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他将此书法作品挂在墙上，好像要和有关领导宣战，有点大气凛然的味道。后来这第二头猪是否归刘老师全吃，我不知道，但紧接着，张主任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调离仙峰区中心校，安排到很偏僻的周家沟村小教书去了。不言而喻，张主任调离仙峰小学，显然是这场官司的直接后果。
从此，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无法欣赏他写字了。改革开放后，他也调到仙峰中学教历史，我们来往甚密。我退休后移居成都时，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赠送给我。我很珍惜他送给我的墨宝，至今珍藏着。但我更珍藏着的却是他特有的傲气。
风流倜傥的庞主任
张主任被免职调离仙峰小学后，县里立即调庞主任来接替他的工作。庞主任是我在城关小学读书时的语文老师，我很崇敬他，所以他一到仙峰小学，我便成为他忠实的部下，也很受他的器重。庞主任是一位全才，音乐美术、文章演讲、管理教研，无不出类拔萃。大场面可出头指挥调度，临大战可运筹帷幄，能说会道，无不涉猎。他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却具有知识分子少有的忍耐。他喜欢出头露面，接地气能上能下，待人随和。文人做的事难不倒他，民间手艺也是行家里手。他有一手好厨艺。每次我到他家，他都要做两个好吃的菜招待我。他做的白油冬笋、泡姜肉丝，味美下饭，至今说起，唾沫直流。他甚至会编竹器。学校厨房的筲箕坏了，他砍来一根慈竹，花成篾条，一会儿便编出一个新筲箕来了。民国时期的少爷公子，居然连这些匠人活也会，而且还能一口气说出十多种竹子的名称和特性出来，真让我佩服称奇。总之我和他在一起，学了不少东西。搞宣传在墙上写大标语，他在前面勾勒字的轮廓，我在后面填颜色，边写边指导我，让我掌握了写美术字的很多诀窍。他组织大联唱，就让我写朗诵词。他在赞赏我的同时，又巧妙地提出修改意见，直到将稿子修改到完美满意为止。他很会享受生活，很会玩。我们在一起唱歌拉二胡，打扑克。总之，和他在一起，总觉得生活丰富，轻松愉快。他特别喜爱喝酒，而且上瘾，我怀疑他已酒精中毒。如果哪天晚上没有酒喝，他就心燥不安。这时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酒来，煮点黄豆之类小吃作下酒菜，才算了结其心愿。几个老师聚在一起，划拳说笑，高兴到深夜，自觉已成醉翁欧阳修了，才各自散去。
庞主任调到仙峰小学后，正是文革期间。由于仙峰小学的老师是清一色的造反派，庞主任自然也免不了是造反派。但他很温和，没有过激言行。我曾经想过，庞主任能说会道，又爱出风头，为何他经历过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却居然毫发无损？在文革中，因派别斗争，一位姓袁的老师对庞主任不满，就对他提出质疑，说他亲自目睹，在解放初期土改时，农会的贫下中农曾到学校将庞主任捆绑回老家去批斗。其实袁老师提供的材料反证了庞主任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当时庞主任不到 18 岁，解放前他在读书，要划成地主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是当时他家里父母已去世，便成了替罪羊，才遭此厄运。但袁老师的揭发却让我明白，庞主任一定是在土改被捆绑回乡批斗时，吓破了胆，以后就形成了他的处世哲学，小心谨慎，与人为善，这才给他带来一路的平安。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印证了我对他的认识是对的。
文革不久，庞主任调到县里去了，他的家当街大开，在县政府上下班的人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那时派别斗争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掌权人迭换频繁。有人发现，当造反派得势时，县革委的领导便成为他家的座上客。而造反派垮台后，当权者又成为他家的座上客，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一个诨名叫 “ 大胡二娃 ” 。 “ 胡二娃 ” 是兴文城的一位特殊人物。有人说他是 “ 造反派 ” 的代名词，其实不妥。胡二娃是兴文南街人，因有点智障，没有正当的职业，城里哪家有婚丧喜事，都去帮忙，混口饭吃。文革给他的 “ 打工 ”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造反派得势，他就帮着揪走资派斗争，贴标语，呼口号。造反派倒霉，他又帮着当权派整造反派。有点像阿 Q ，但也不完全像。阿 Q 是精神上的问题，胡二娃却是智障，是个混混，没有政治头脑。由于他呼口号特别卖力，声音嘶哑，固有 “ 胡二鸭青 ” 的美名。而当时有人认为庞主任就像胡二娃一样，是说他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谁得势就取悦谁，故就暗中给他取了一个 “ 大胡二娃 ” 的诨名。我对这个诨名很不以为然。庞主任虽然善应变，识时务，但他绝不揭发伤害谁。我就有亲身体会。文革中我几番起落，他本来和我是最知心的忘年交朋友，可他从不写揭发我的材料。他本来是爱出头露面的人物，但他从不上台去批判我。他虽然胆小软弱，但他有底线，就是绝不害人。所以无论有人怎么说他是 “ 大胡二娃 ” ，我仍然从心里尊敬他。
庞主任依靠他的智慧，生活似乎如鱼得水，很滋润。然而了解他的人才知道，因为他怕得罪人，小心谨慎，因而活得很累，很辛苦。实际上是 1977 年后的改革开放，才真正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首先，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庞主任不必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了。其次，庞主任不再是入另册的人，可以入党了。他担任教研室主任后，工作干得很出色，在宜宾地区颇负盛名。他不但入了党，还成为文教党委的委员。他常常十分得意地代表文教党委去基层指导工作和讲话。这是改革开放成就了他的梦想。可惜，由于他长期过量饮酒，退休不久便去世了，没有享到几天福。其时，他的大女儿在重庆铁路局、儿子在美国，均已事业有成，方兴未艾，真惋惜。
谦恭谨慎的陈老师
陈老师和庞主任一样，都是我在城关小学读小学时的老师。他和张主任一样，能写一手好字。他的文学功底深厚，是权威的语文老师。他为人谨慎，不爱言谈，但很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听人说，他在民国时期，在文教科当过科员，有历史问题，后来反右倾受过批判，所以就变得非常谨慎，城府很深，不随便发言。但他对人却很诚恳、热情。无论青年教师和老教师，都尊称他叫“陈大爷”。这个称呼后来传到区领导耳里，领导叫彭校长去禁止，说这是江湖哥老会的称呼，不准再喊陈老师叫“陈大爷”了。彭校长虽然传达了这一指示，但老师们不以为然，还是叫“陈大爷”不改。陈老师的家就在校门口不远处，老师们上街都要从他门前经过。陈老师及其师母对老师们都十分热情，每次从他门前经过，他都要招呼老师们进屋喝茶。他家随时都泡好一罐鲜鲜茶，等待老师们的到来，十分殷勤。到了冬天，陈老师家的取暖地炉子燃得特别旺，十分温暖，老师们更喜欢去烤火。在陈老师那里烤火、喝茶、聊天，十分快乐，他家简直成了老师们的俱乐部。有时陈老师家有好吃的，还要请老师们吃。师母炒的泡辣椒肉片，和庞主任做的不相上下，美味极了。只要陈老师招呼，我们也不客气，就吃它一个不亦乐乎。
也许是陈老师有一种含蓄的人格魅力，我一到仙峰小学，我们之间好像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真情。他不随便发表意见，但我感到他心里很明亮。谁好谁不好，他心里有数。“二月镇反”我和他都受到批判，说他是我的“黑高参”，我怎么也想不通。他虽然也加入了造反派，但长期的阶级斗争已经让陈老师变得十分老练，守口如瓶，无论什么场合，他都不会发表什么意见，高参什么？后来，工作组斗争重点放在陈老师身上，暗示我去揭发陈老师，以便我脱身。但无论从感情上和道义上，我都不能臆造事实去揭发他。我这些想法没有向陈老师说过，但他心里明亮得很。后来在兴文两江口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因为陈老师有历史问题，要揪他出来。那次学习班是造反派主持，我还有点发言权，便极力维护他，终于到学习结束时也没有把他揪出来。仙峰“六一事件”中，新华硫磺厂造反派软禁我和陈老师、陈龙汉三人，仙峰街上干部群众到新华厂强烈要求他们立即放人。新华厂造反派见形势不妙，想把陈老师留下来，把我和陈龙汉先放走。我坚决反对。我明确地向他们说，要走一起走。直到我们斗争胜利。通过这些风风雨雨，我们之间相互的信任，铸成了我们一生的情谊。
六十年代在仙峰小学，我们曾同在一个班任教，他教六年级语文，我教数学。改革开放以后，陈老师在先锋中学教语文，我教化学，又在一个班共事。我东东在仙峰中学读三年初中，都一直是陈老师任教。东东在后来高考中表现出不错的语文功底，陈老师是功不可没。仙峰陈家民国时期是书香门第，陈老师也算一位才子。改革开放后，仙峰陈家编族谱，唯陈老师能担此重任。我浏览过此族谱，编辑的内容十分丰富，富含文学特色。陈老师写了很多文章、诗词和资料，十分精彩。他依靠记忆，竟把陈家前辈的诗词背诵出来，录入族谱，真是奇才。这时，我才更加了解陈老师，并悔恨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向陈老师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仙峰小学结识的老师，还有年轻一点的如周老师、唐副校长、沈老师、石老师等等，很多后来都成为我终生的好友，我们还常常聚会在一起，一同愉快地回忆仙峰小学的往事。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他们了。
1970 年 7 月我被打成“反革命”，结束了我在仙峰第一阶段的教育生涯。在那八年间，那块挂在仙峰小学房檐挑下的铁板，一直在敲响着。开初两年，听到那充满憧憬的钟声，我便夹上课本，匆匆走进教室。那是美好的两年，是继续学习的两年。以后两年，是充满阶级斗争硝烟的两年，那铁板钟声成为阶级斗争的号角声，让人感到凄惨而惶恐。后面四年，是文革的四年，教学秩序被打乱了，没有了读书声，那钟声再不是上课的呼唤，已变成造反派荒唐的呐喊声！
（ 2022 年 8 月于仙峰初稿2023 年 6 月于成都定稿）
1964 年仙峰小学全体教职工合影
（后排左一为张主任、后排右二为陈老师、后排右三为彭校长）
仙峰小学旧址（原来的房屋已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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