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玉人生
  ●自序
  ●铁板钟声  
  ●荒唐岁月

《尔玉人生》(2)

铁板钟声2-1

杏坛初探

1962 年夏,我在泸州专科学校毕业后,根据我的第二志愿,分配到兴文老家教书。在此之前,大专毕业生都分配到中学教书,但经过三年的饥荒灾难,国家的政策调整为“巩固、充实、提高”,大跃进时期兴办的中学全部撤销,中学不少老师也调到小学任教,大专学校毕业的新生,除少数特殊人员,都分配到小学教书。九月底,我们共有四人从泸州专科校毕业后分配到兴文。我是唯一的兴文人,被分配到仙峰小学。仙峰小学是一个区中心校。国庆节后我去仙峰小学报到。去仙峰的班车要经古宋绕一个大圈,才能爬上那海拔一千多米的仙峰。开初一路还阳光灿烂,可车行到仙峰地界,山路陡峭,乌云骤起,天昏地暗。到了仙峰场口下车,我背着一个铺盖卷,抱着一个装着杂物和书的肥皂包装箱,突感寒怯,不知所措,心里纳闷,仙峰是神仙的寓所,原来也是妖魔鬼怪出没的鬼地方啊。过了一会云雾散去,我才弄清方向,走进在附近的学校。张宗前主任正在进校的第一间教室上课,见我来了,立即停课带我去找彭校长。校长室在楼上,也是校长的寝室,床头的办公桌和电话机才表明了房间的身份。彭校长和我是兴文中学的先后同学,比我高两个年级,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彭校长见我来报到,非常高兴,对我说了两件事:其一,学校没有房间给我,只有和他同床住一间屋。其二,除一年级外所有的班级都配备好老师了,正等着我来教一年级。没寝室只好将就,但一听说要我教一年级,立即晕了。我对彭校长说,我学的专业是数学,不会拼音。彭校长说小学不讲专业,什么都要教,不懂他教我。我无话可说,谁叫我这么迟才到学校报到呢?于是他教我“ a-o-e ” , 第二天我就去教“ a-o-e ”,他教我“ b-p-f ” , 第二天我就去教“ b-p-f ”。如果彭校长去开会不在学校,没人预先教我,就只好向学生们宣布,今天复习。我的教育生涯,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了。

一年下来,才感觉教一年级并不简单,还大有学问。我这才发现,我过去写字完全是乱来,不讲笔画笔顺,一点都不规范。这才知道,教识字,要一笔一划地教,笔划名称,笔划顺序,都是很严格的。我边教边学,通过一年的教学,教了学生,我写字也规范了,并学会了拼音。三十多年后,当电脑在中国出现时,汉字输入困扰着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更不敢奢望接触电脑。可由于我会拼音,很快就掌握了智能拼音输入法,能在电脑上直接输入汉字写文章,还被人誉为新潮人物。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便捷。我自己也没预料到,教小学一年级时学会的拼音,居然在三十多年后派上了用场。

大专生教小学一年级,成为兴文县教育界的新闻。第二年,全国使用新教材,我和肖远柞、廖祖荣被县文教科派去省城参加新教材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我见到了成都市袁丽华等很多知名的小学教育专家,听了他们的讲座,大开眼界,学到不少东西。结束后回到县里,文教科利用暑假,组织全县教师学习新教材。由于当时中小学教师基本上都不会拼音,我也就成为培训教师学习拼音的老师了。第二学年开始,我又回头去教使用新教材的一年级。

二、雾绕黉门

仙峰区是兴文最高寒、最贫穷的苗族山区。仙峰山海拔 1700 米,是宜宾地区长江以南六个县最高峰,自古有“南六祖山”的美名。仙峰山常常云雾缭绕,晴天很少,很难露出尊容。仙峰山麓便是仙峰场镇,比最高峰低四百米。作为区中心校的仙峰小学,坐落在仙峰场镇南边的一个谷地中,三栋房成品字形,围着两个落差约 40 公分的泥石操场。正位主体建筑是一楼一底的中式串柱房,虽然已经有几度的倾斜,但因是串柱房,我们都不担心它要倒塌。楼下有三间教室,楼上房间低矮,都是角楼,伸手可摸着瓦片,是教师宿舍和办公室。操场南北两边各一栋砖木结构平房是教室。教室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教室是泥土地面,书桌怎么也放不平稳。下雨天便走成泥浆,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晴天,学生们扫地,灰尘弥漫,地扫了,书桌上会布满厚厚的一层灰。由于教室四壁通风,上课时,往往云雾飘来,感觉真如神仙在为童子们传道解惑也。但当发现有童子冷得索索发抖时,那浪漫的感觉便顿时消失了。

仙峰每年到十一月下旬,往往就开始下雪了,这时老师们才感受到仙峰的异样。如果夜晚下雪,风就会把雪花从瓦缝里吹进屋里,天亮起床,就会发现被子上也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由于太冷,老师们要去当地的小煤厂挑煤回校,用铁炉生火取暖。教室里更是寒风刺骨,老师们就用报纸糊在窗上抵挡一下。教室里砌有取暖的地炉子。低年级的老师还要给学生发火。高年级则由学生轮流发火。不少学生在书包里装一些包谷心带到学校,把包谷心当做发火柴点燃生火。待地炉子的火燃旺了,教室里有点热气了,才开始上课。一般这个时候都十点左右了。老师轮流值周,负责发号施令。天一冷,教学秩序就没法正常了。值周老师认为学生来得差不多了,可以上课了,便用铁锤敲响那块吊在房檐挑下的一块不很规则的铁板。“铛!铛!铛!铛!”听到这有点沙哑的铁板钟声,在操场坝子里嬉闹的学生立即停止活动,纷纷跑进自己的教室。老师们也带着课本,走进教室上课去了。

其实,仙峰小学仍然不失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冬天早上起来,漫山遍野都是白雪,在操场或公路上跑步,仿佛置身于一个一尘不染的仙境里,空气清新,听着脚下丝丝的响声,心情特别舒畅!如果下冻雨,那树、花、草都镀上一层薄薄的冰,奇异而高雅,像是一件件价值连城的钻石工艺品,让人叹为观止。公路上冻了一层冰,汽车轮上都要套上铁链,才敢上路。而这时却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用一块木板,做一个简易的雪橇,利用公路上的坡度,坐在雪橇上,一路滑下去,热闹非凡,成为仙峰冬天孩子们最具特色的冰雪活动。晚上,老师们都把把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十分明亮,灯下备课,十分寂静,山谷里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感觉到一种幽谷空鸣的唐诗意境。夏天,下午三点左右放学后,我往往要下乡去进行家访。仙峰农村居住的农民,有一半是苗族。他们的住房用山草盖房顶,冬暖夏凉。他们吃的多数是自产的玉米和土豆,很难吃到一次大米。家访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也许是负氧离子丰富,总是精神振奋,我一路走,一路小声唱歌,欣赏着美丽的风光,十分惬意。仙峰的气候变化很大,特别是夏天,说变就变,去时蓝天白云,一会晴天霹雳,黑雾铺天盖地涌来,只能看清几米之内的景物,似妖怪来临。有时还突然下起大雨,夹着冰雹。一会雾散天晴,一切如常。家访最让人为难的就是山民们都喂有一两个看家狗,它只要发现陌生人接近它的领地,就疯狂地吠叫,如果穿着和当地农民不一样的衣服,便更加疯狂地向你冲来。见着这些来势汹汹的看家狗,还真有些让人胆战心惊。后来多去了几次,发现了规律,也就不怕了。原来这些狗冲到离你几步远的地方,就停止前进了。你进它退,你退它进,始终和你保持一定距离,只要你镇静自若,它也就慢慢消停了。通过家访,我接触了当地农民,更了解他们,并产生了感情。一位住在群鱼村岩上姓黄的苗族女同学几天没来读书了,我去家访,才知道她的脚被狗咬伤了,已发炎化脓,没有钱医治,走不动,只好呆在家里。我立即将她背到学校,住在我家里,请成都来仙峰支边的名医党医生给她治疗。党医生每天来我家免费给她上药,不多久,她终于能走动上学了。

最近几年,夏天我都选择去仙峰避暑。我离开仙峰已经几十年了,我发现仙峰的人都还记着我。一次我和朋友们在游山路上和几位农民相遇,闲聊中他们听说我是龙德玺,立即很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其中一位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你还没有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几十年的岁月都没有冲淡他们的记忆,这纯朴的自然感叹,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初入杏坛,也是初入社会,天真纯朴,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志向,也是懵懵懂懂的。但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当好老师,教好眼前的书。我在教育上没有成见,没有传统的束缚。我只想和学生们一起快快活活地学习,师生都轻松愉快地参与教育活动。那几年,我常常带着学生们游玩,现在回忆起来,真美好。我和他们一同去游燕子洞,听陈老师讲田海云占洞为王的故事。一同去攀登仙峰山看日出,感受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一同排练节目,唱歌演戏。冬天,由于天气寒冷,需要在教室里生火。每次生火,都要费很长时间,还需要不少发火柴。学生们有时带来一些包谷心发火,可由于贫穷,包谷心也是很珍贵的。为了解决发火柴,我突发奇想,决定带领学生们烧木炭。用木炭发火,又快又方便。我将烧木炭的过程搞得神秘而有趣,激发学生们的情绪,让学生们积极参与,既能增长知识又好玩。仙峰的小孩,从小就能吃苦耐劳,很能干。我带着他们在校园的一个土坎上挖了一个烧木炭的窑,然后带着他们攀上校园背后的一个荒山,砍来几百斤杂木,经过装窑,点火燃烧,封闭冷却 …… 当我和同学们开窑看到一大堆黑黑的木炭出现在眼前时,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烧过木炭的人,都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这个活动进行了两次,后来就中断了,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从一开始教书,就主张让同学们在一种乐观积极的气氛中学习,老师和学生之间,轻松愉快,和谐相处。传统的朝会课,一般都是批评学生,列举他们的不是。我力求改变朝会课的气氛,在朝会课上讲故事或表扬好人好事。我把注意力放在学生们的进步上,专门订了一个 “ 光荣本 ” ,记载好人好事。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回忆一下,有谁做了什么好事,有谁值得表扬。只要发现某同学哪怕有一点点细小的好表现,我都就记入 “ 光荣本 ” ,在班上表扬。在仙峰建立的 “ 光荣本 ” 制度,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传统教育手段。无论我在哪个学校,无论我教哪个班级,都要订一个 “ 光荣本 ” 。这看似简单通俗,但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即正面教育的激励思想。

三、十年磨剑

我从小好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总在激励自己要有所作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虽然和纯“地主”相比,能得到一些优惠政策,但毕竟还是“地主”。很多关心我的亲人及朋友都曾私下对我说,你先天不足,阶级路线摆在那里,你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前途的。但我听不进去。因为我不服输。如果我认了,消极起来,那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固执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重在看表现”的许诺。所以我始终保持着希望,选择不放弃。于是我就不断地努力,拼命地表现。高考失败,一落千丈,那是我的梦想第一次破灭。但我在宜宾专科校读了马卡连科的著作后,又坚定了我的志向,把研究教育作为我的目标,使我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烈火。专科校毕业,却分配我到小学教书,而且是在最贫穷的山区教一年级,又让我的情绪跌落到深渊谷底。但仍然是不服输坚定了我的信心,我雄心勃勃,订了一个十年学习计划,目标就是培养我的研究能力。我明白,要培养我自己的研究能力,必须要有全面坚实的知识基础,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我自学的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毛主席著作、古典文学、逻辑学、现代文学、俄语等。那个时代,看不到西方的思想著作,要学的便只有这些了。我还订了教育、文学、政治、自然科学等各类报刊杂志,作为补充学习资料。每天上课之余,我就按我排定的课表自学。我每日写日记,三省吾身。我的十年自学计划后来因为文革的冲击,没有很好地完成。但后来若干年后我发现,我实际上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能力,而这确实应归功于我的自学计划。研究能力,其实就是创新能力、自学能力、规划能力、想象能力、抽象能力、概括能力、逻辑能力、协调能力等等若干能力的综合。研究能力是思维的深刻性、周密性、逻辑性、灵活性、抽象性、概括性等等思维特性的综合表现。研究能力,就是能写出解决问题的科学、完整的方案,就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后来恢复高考制度,调我去教高中。那时我已经离开数学专业近二十年了,但我只需把教材看一看,就能上讲台去讲课了。那时高中特别缺化学老师,需要我去教化学。这仍然难不住我,仍然是看看教材,就可上讲台去讲课了,而且还能应付高考。所以,仙峰小学是我步入杏坛的初始学堂,更是我练功问道的“研究生”学院。

四、阶级教育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64 年,开始搞“四清”运动,学校和整个社会一样,也要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被县文教科派去大邑县参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还亲自听了冷月英讲了她被刘文彩抓去坐水牢的故事。(改革开放后有资料显示,冷月英的故事都是她根据某些领导意图编造的。)参观回来后,我成了宣传员,向老师和学生们讲解刘文彩和冷月英的故事,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为了实现我的志向,我自然而然地成为阶级斗争教育的积极分子。仙峰河上坝有一位姓陈的贫农,他瘫痪在家,没有床,只好睡在地上。我带着钟琦、谢华等学生去他家访贫问苦,还给他送去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又出黑板报,又写作文。(后来有人向我说,河上坝的农民对我的访贫问苦活动并不介意,他们说,陈 ** 是懒惰才那么贫穷。)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搞文艺演出,我创作了不少作品,例如我编了一个小品叫《逗保长》,组织学生们演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编的儿歌《老爷忆苦》。我用我们家乡的儿歌风格,编了一个爷爷忆苦思甜的故事,并排练演出。 2017 年我去仙峰参加学生聚会,几个当年的仙峰小学学生和我同车经过吴家沟,正是云雾缭绕,同学们触景生情,突然唱起:“吴家沟,天晴落雨冷飕飕,背煤烧硫磺,硫磺烟子把人秋……”我听了很激动,因为这就是我在五十多年前编的《老爷忆苦》儿歌。这么多年了,同学们仍唱出这首儿歌,能不让我激动吗?这首儿歌还另有一番经历。 1976 年,兴文县搞了一次全县中小学调演活动,冯小敏老师导演此儿歌参加演出,获得成功,并选为参加宜宾地区文艺调演节目。冯小敏又带队去宜宾参加演出,再次获得成功,得到宜宾地区调演指导组的特殊赞赏。

我到仙峰小学两年后,原来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因犯错误调离仙峰,彭校长和团县委叫我担任大队辅导员。我担任大队辅导员后,当时正开展全国学解放军和学雷锋运动,我便和离我们几公里远的新华劳改厂的驻军联系,聘请了两位解放军到我们学校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两位校外辅导员经常到学校给少先队员们讲故事,搞军训,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这在当时兴文县还是颇具特色的少先队工作。

1964 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一切事物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我发现学生中打纸烟盒成风,便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分析。学生们把香烟盒折叠成三角形,根据香烟价格的级别,作为筹码,在地上拍打论输赢。我写成一篇论文,用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打纸烟盒的危害性,认定打纸烟盒具有赌博性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儿童的一种侵蚀,主张禁止这种活动。我这篇论文得到团县委的表扬。但也许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爱出风头,我的表现还真假难辨,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肯定和奖励。现在回忆起来,幸好他们对我还有戒心,没有宣传推广我这篇论文,否则我这处处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事物,无限上纲扼杀儿童天性的做法,不就更加遗害于社会,并把我置身于一个让人厌恶的文化小丑了吗?

 

1965 年 12 月 7 日仙峰小学
全体教职工合影
(最左为彭校长、后排右一为陈老师)

 

1964 年陈老师(后排左一)及
龙德玺(后排右一)与
仙峰小学五年级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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