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玉人生》(5)
荒唐岁月7-2
风起云涌
1966 年，以中央“ 5 · 16 ”通知为标志，文 G 运动正式开始。伟大领袖几次接见 H 卫兵， H 卫兵大串联，把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我是仙峰小学教师，地处穷乡僻壤，受的影响不大。 12 月，宣传部、文教科叫仙峰小学庞元畅主任，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主要成员由教师组成，通过文艺表演形式，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已经“停课闹 G 命”了，庞主任把我也拉去参加宣传队。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拉二胡伴奏，参加合唱，或编辑点朗诵词。宣传队十几个人，在庞主任的带领下，带着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对参加运动的满腔热情，在县城、青联、新堰演出。我们所有的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场的演出工作，好像个个都要争当积极分子一样。最令我佩服的是郑金铮老师。他是新堰小学的老师。他唱歌，跳舞，编导，无所不能。而每次演出结束，他就把道具，乐器等装在一个包箩里，负责挑那担几十斤重的包箩。他是主要演员，更是剧务主任和后勤人员。每次演出之前布置舞台，演出结束后收场，他都主动去收拾东西，打扫清洁，什么都做。此外，宣传队还有一位最小的成员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就是冯小敏。她当时只有 12 岁，因有一个表现阶级 D 争的小品需要她参加演出，她妈妈是文化馆的干部，故就将她拉进来了。小敏能歌善舞，表演得很动人，成为宣传队的小明星。宣传队边走边演边排节目，所到之处的演出都很受欢迎。我们徒步经青联公社、兴堰公社去仙峰，但到仙峰时，感觉形势已大变，我们好像都是从乡下来的人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庞主任和我都是仙峰小学的教师，到了仙峰，我们都很激动，都想在仙峰表现一番。第二天逢场，宣传队准备在街上为贫下中农演出。仙峰供销社门前有一个坝子，我们排好队，正准备开始演出，赶场的人群中跳出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应该是宜宾来的 H 卫兵，冲进我们的表演圈，大声喊叫着，说我们的女演员打着口红，穿着花衣服，是资产阶级小姐模样。他们提出质疑，这样的人能宣传伟大领袖的思想吗？我站出去辩解，说伟大领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集中，文艺演出化妆就是一种艺术的升华……庞主任处世很老成，见事不妙，立即上前和这几位 H 卫兵打招呼，赔礼道歉，叫我们宣传队立即撤回仙峰小学去。我们回到仙峰小学， H 卫兵们没有尾随而去，算是摆脱了一场不必要的麻烦。但庞主任已感觉到形势大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向我们分析形势说，现在各地 G 命组织成立如雨后春笋，而有的 G 命组织一夜间便被打为“保 H 派”，党政部门都已瘫痪，指派我们成立宣传队的宣传部、文教科已失去了权威，实际上已无人管我们，宣传队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会成为 H 卫兵攻击的对象，说不定明天就被打成保 H 派或反 G 命。经庞主任一分析，我们立即产生一种恐惧感，都支持庞主任的意见，立即就地解散了宣传队，各自回原单位去了。
事实证明，庞主任解散宣传队的决定是正确的。短短时间内，文 G 运动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我回到学校，立即参加老师们组织的“红流”战 D 队，写大 Z 报，斗走 Z 派，刻钢板油印资料，如火如荼。到了 1967 年 1 月，全国掀起一月 D 权风暴。兴文县城以严必贵、邓第宅、刘继金、谢大乾等为首的造 F 派头头，也夺取了县领导的权，建立了“抓 G 命促生产临时 G 命领导小组”。时间短暂，到了 2 月，县城有消息传来，昨日还威风凛凛的那些出名的造 F 派头头，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反 G 命”，抓进监狱里去了。真有点让人震惊！这就是文 G 中的“二月 Z 反”。我在《铁板钟声》里已经叙述过，在“二月 Z 反”中我是有惊无险，算是躲过了一劫。一个多月后，抓进监狱的“反 G 命”就放出来了，不但平了反，还都成了英雄。 1967 年 5 月，中央下达文件，称为“ H 十条”，给宜宾刘、张、王、郭平反，造 F 派更加威风。运动发展更加波澜壮阔，真是史无前例。然而两派斗争却愈演愈烈。根据最 G 指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精神及中央文 G 小组的指示， G 命组织要保护红色江山，运动进入“ W 攻 W 卫”阶段。结果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兴文造 F 派也不例外，搞起了 W 装支泸。抢抢也成为家常便饭，并视为 G 命行动。 1968 年 2 月，兴文红司和江安造 F 派在一个晚上，便将兴文武装部仓库里的武器全部抢劫一空。 1968 年 3 月 8 日，光天化日之下，兴文造 F 派将县中队的枪支抢劫大半。这两次枪枪事件都得到相关部门的默认，没有受到强行阻挡。县武装部还声明造 F 派抢枪是 G 命行动。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武装部还联合声明支持 W 装支泸。
仙峰地区随着全国的形势变化，在兴文县城红司帮助下，也成立了造 F 司令部，由粮站的李智任司令，我当他的助手。
李智小名叫秋哥，兴文县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年龄大我几岁，是我青少年时期追随的偶像哥们。他少年参军，后回到兴文中学读初中，比我高两个年级。他是兴文中学篮球队队长，是我们一批活跃儿童的头目。他从小就带着我参加他喜欢的活动，成为他的跟吧小兄弟。他考空军，最后到重庆复查才落选，算是他人生最值得称誉的事。他不怎么喜欢学习， 1955 年扩大招生，阴差阳错把他也招收到江安中学读高中。兴文距江安 160 里，每当开学或放假，他就带着我们徒步跋涉，一路玩闹，乐趣无穷。他是江安中学校篮球队队员，这让我们羡慕不已。他没有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后来又和老师闹矛盾，最后读不下去了，便退学回家工作。我到仙峰教书时，他正好也调到仙峰粮站工作，这让我们又有缘走在一起。文 G 开始，我们自然抱成一团，成为难兄难弟。秋哥在仙峰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经常到县城、新华硫磺厂、川堰磺厂、大坝等地去打篮球。他让仙峰篮球队，一度成为兴文县的一支篮球劲旅。他性格开朗，乐观幽默。他去住旅馆，服务员登记问他的姓名，他说叫“李秋 guer ”。这是他在兴文县闻名的小名。他把“哥”字“ er ”化，读成“ guer ”。服务员不知到该怎么写，晕了。秋哥说，你写不起就写成“李智”嘛。服务员理解为写个“李字”，便说要写名字，秋哥仍坚持说你写个“李智”没错，服务员仍不理解，以为他在胡闹，很不高兴。秋哥才亲自动笔写“李智”二字给他看，服务员恍然大悟，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快乐地结束了这场纠纷。秋哥就是一个这样无忧无虑的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笑声。一次我们一群人乘车去县城，那时的班车都是敞篷货车。汽车离开仙峰，车上气氛沉闷，无人说话，他看见公路边一群农民走着去赶场，便对着他们招手大声喊叫：“二母舅，你去赶场吗？”公路上行走的农民，有的人很诧异，望同行人谁是“二母舅”。有的却以为是招呼自己，向我们不断招手。车子越过人群后，有人问秋哥：“刚才去赶场的人中，谁是你的二母舅？”秋哥说：“我也不知道！”把车上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像李智这样活跃的娃娃头，文 G 运动一来，当然就是天生的造 F 派头头了。
1968 年，秋哥也神气十足地揹着一支手枪，去泸州参加 W 攻 W 卫。他带着两个人去侦察，结果都被打死。他算有福气，侥幸逃脱，但这让常常炫耀自己的这个老兵也服了，声称子弹不长眼睛，说再也不去 W 装支泸了。
秋哥一生快活欢喜，刚正不阿，大家都喜欢他，但也得罪不少人。一次仙峰造 F 派组织各单位群众在仙峰小学的操场里开大会，他发现他们单位的朱 ** 也在队列里，便大声呼叫：“保 H 派朱 ** 出列！”然后说她不能参加造 F 派的活动，勒令她立即离队回单位，把朱 ** 弄得很难堪。从此，他们粮站同情朱 ** 的人，结成一派，和他对立。平时，他总爱挑剔单位领导的过错，故后来造 F 派吃亏时，他也没少吃苦头。但他当过兵，家庭出身贫民，也没有典型的过错，有关人想整他，也无可奈何。
仙峰的造 F 派头目，除了秋哥，就是陈龙汉了。陈龙汉在大跃进时期读过初中，以后失学，就在本地当泥工。他侠义豪爽，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他特别信任我，我也欣赏他，这使我们成为难分难解的难兄难弟。 1965 年夏，他和街上的一群青年登仙峰山看日出。登上峰顶，太阳还未升起，很冷，他们就在山顶燃起篝火，等待日出。新华劳改厂就在山麓，驻军发现山上突然有不少人，而且燃起篝火，便上山查巡，发现是仙峰街上的青年，便没有再过问他们了。这事却引起了仙峰区公安特派员的注意。公安特派员和陈龙汉这批年轻人早因打篮球结有矛盾，便以他们登仙峰山时在山上随意说的一些话为由，说他们组织反 G 命集团，传讯他们，要他们坦白交待。这引起陈龙汉及几位登山年轻人的强烈不满，使矛盾更加激化。其中有一名年轻人叫庞衡德，差一点和公安特派员打起来了。庞衡德是独子，家里就只有一个母亲，他为了生活，便带了几斤烟叶去新疆卖。公安特派员跟踪庞衡德，在火车上便把他抓捕起来，押解回兴文，没收了他的烟叶，说那烟叶是庞恒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并频繁提审，要他承认去新疆的目的是投敌叛国。由于实在是太荒谬，无法判刑，便把庞衡德交仙峰街道管制。庞衡德是独子，和母亲相依为命，年纪轻轻，被打为管制分子，无法结婚，找不到工作，只有下苦力找点钱供养母亲。后来母亲活活积忧成疾，死了。而他本人还未熬到改革开放，便早逝了。陈龙汉是登仙峰山的头目，在文 G 中，他以为这下可以出一口气了，常常找公安特派员论理，自然成为街道的造 F 派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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