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族》
●前言
●一、龙雨淸家族的发祥地桂花坪
●二、我的父亲和他的商业奇迹
●三、为儿孙奉献一生的母亲
●四、身正能干的德厚二哥
●五、德才兼备的毅远三哥
●六、豪爽侠义的德训四哥
●七、憨厚善良的德芬二姐
●八、厚道精业的德强六哥
●九、聪慧单纯的德芳三妹
我的母亲石增钰，于清末戊申年九月三十日，即公历 1908 年 10 月 24 日，出生在兴文县晏阳镇北门外田湾头徐家，小名徐凤娥。后因外公去世，外婆带着年幼的母亲又嫁到晏阳镇南寿寺旁的新房子石家，母亲便更姓名为石增钰。母亲 14 岁结婚到博望山桂花坪，比父亲小一岁。当时正值民国初期，取消裹脚，母亲的脚裹了不久，便获得解放，留下了裹脚的痕迹，却不是小脚，成了中国特有的裹脚历史变迁的见证，算是幸事。
母亲石增钰像
母亲在 1927 年生德才大姐到 1946 年生德芳三妹， 19 年间养育了八个儿女，平均两年左右生一个，其辛苦程度已可想而知。我们称呼父母和一般家庭不同，叫伯伯、伯娘。而我们八姊妹的排行称号，则更有点复杂。首先是男女分开排行，老大、老五、老八都是女的，我就喊大姐、二姐、三妹。其次是小排行中又插入大排行。我父亲是大房，二姐（老五）出生之后，三婶生了个二儿，便插在我们房，依男排行，定为五，我喊五哥。之后我们搬迁到兴文县城，六哥和我的排行都就依此排下去的。
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对我们子女的爱可谓纯朴自然，完全是一种人性的天然。母亲没有读过书，她不识字，没有受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教育。桂花坪龙家，说是地主，其实是以耕读为本的殷实人家。母亲从进了龙家大门的那一天起，就一刻不停地辛劳着。她当媳妇时才 14 岁，相当于我们现在读初二的少女，做饭时要站在一个矮板凳上，才能操作。除了做饭，还要喂猪，拖儿带女。后来搬到县城住，还要帮忙做生意。她是父亲的得力助手，更是父亲的补充。母亲不会说哪些教育人的空话，她只知道关心我们的生活，不让我们受凉受饿受惊，她用她的纯朴的爱来关心我们，用她特有的善良来感染我们。母亲的勤劳和奉献精神，打动了我们每一个子女的心，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在这没有刻意教育的环境中，我们七姊妹（大姐 21 岁时病逝）个个都健康成长，个个都事业有成，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最后都有一个美好的晚年归宿。这都是母亲辛劳一辈子的成果，是伟大的母爱所赐。
记得我几岁时，母亲常常背着哥哥、姐姐们，塞一个鸡蛋给我，叫我找一个背静的地方悄悄地吃，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很得意，以为我是幺儿，母亲对我特别好。可是后来，无意中才发现，母亲对我的这种特殊关照，实际上哥哥姐姐们都享受过，而且对他们说的话和对我说的，都是一样的：“不要让别人知道哈。”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母亲的智慧。我们姊妹多，鸡蛋少，只能轮流享受。现在想起来，母亲还挺幽默的。
母亲要求我们都要劳动，做家务活，不听话还要打我们。她的纯朴真是太原始不过了。有时她忙不过来，喊叫我们干活，一点也不温柔，叫二姐为“二鬼”，叫六哥为“六鬼”，我自然就是“七鬼”了。那时我不到十岁，不大懂事，甚至还有点横。有一次，我看到别人穿新衣服，很羡慕，就要求母亲也给我缝一件。母亲说没有钱，我就大哭大闹，竟哭了半天也不消停。母亲终于气愤了，便打我。母亲打我只用巴掌打屁股，一点也不痛，不像父亲生气打人让我们胆战心惊，所以用不着躲避。母亲边打边说“不争气！”这充满悲伤与疲惫的话音，终于触动了我的良心，我的心软了，觉得对不起母亲，停止了嚎哭，不再闹了。虽然那时我还是儿童，但心里也明白，成美商店已失去昔日的繁荣，哪里还有钱给我制衣服，我这不是胡闹是什么？
五十年代初期，是母亲最艰难的时候。那时父亲已去仙峰供销社工作，成美商店的生意奄奄一息，家里有一桌人要吃饭，父亲、二哥、三哥虽然有工作，但都很低，基本上只够他们自己花，无法补贴家里。当时水烟作坊还能勉强做下去，师傅叫石大爷（孤人，后来一直住我们家，直到病逝），四哥、六哥都曾当过他的徒弟，帮着干活。母亲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还想办法做一些另外的小生意，例如推豆腐卖等。我小小年纪也要做家务活，例如下河清洗衣服、和炭巴等，还帮着撕烟叶、推豆腐等。酒厂已停止生产，母亲只好到十多里路远的拖船场去买酒来卖。那天，家里所有比我年龄大的人，都不知哪里去了，母亲便叫我陪他去。我不想去，母亲却执意要我去。没办法，我不得不出这趟差。母亲叫我用竹篼挑了两个能装二十多斤的酒坛，跟着她去。我一边走，一边叽叽咕咕的发牢骚。走出门两百米左右到瓢地沟，我要解小手，把担子放在地上。那是一个倾斜的大石包，石包下是一个陡坎。那酒坛装在竹篼里，上重下轻，我刚把担子放下，酒坛就从竹篼里滚出来，迅速往坎下滚。我眼睁睁地看着酒坛摔个粉粹。我吓傻了，心想这下可惹大祸了，非挨一顿毒打不可。可母亲却没有打我，脸上露出愁苦而无可奈何的神情，大吼一声：“回去！”我于是狼狈不堪地挑着空竹篼跟着母亲回家去了。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母亲一人因承担家庭重担而愁苦的神情就出现在我眼前，勾起我对母亲的阵阵怜爱。我自责我自己，那时我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去给母亲分担点负担，让母亲高兴一点？
这是母亲 1960 年的留影。
略带愁苦与操心的神情掩盖不住善良的本质，这就是母亲。
我虽然出生于成美商店鼎盛时期，但我多数记忆却是从那些艰难的日子开始的。那时，母亲总是刻薄自己，让我们先吃饱吃好。母亲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就在灶头上炕一些红苕，等着我回家来吃。我到江安读高中时，母亲把她最好的棉被给了我。她有一床崭新的线织床单，自己不用，也给了我。这床单后来一直伴随我十多年，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
母亲对我们纯朴自然的爱，影响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无法抗拒对母亲的感情依赖。儿童时期，每当傍晚，如果母亲不在我身边，无论身处何地，我就感到十分孤寂，想念母亲，像是害病一样，闷闷不乐。我读初一时，县城学生也可住校，我觉得新奇，便住进学校去。可是住进去的第一天，晚自习结束，我回到寝室，看不到母亲，一种莫名的孤寂向我袭来。我无法忍受，便偷偷跑回家去。母亲正在灯下缝补衣服，家里一切如常。母亲没有察觉到我有什么异样，没有问我什么。我在母亲身边默默地呆了一会，觉得没事了，才跑回学校，安心睡了。若干年过去了，这似乎无聊的举动，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磨灭。真的是无聊吗？不，其实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又有一日，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利用晚饭后那短暂的休息时间从学校跑回家去看母亲。找遍家里每一个房间，都不见母亲。我从后门穿过郭家出去，那里连接着一片农田，我才找到母亲。那时正是傍晚，光线暗淡，为了给猪找食物，母亲还在田坎上操劳摘黄豆叶。我喊了一声“伯娘！”母亲才知道我来了。在她抬头看我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母亲变老了，蓬松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憔悴的脸色带着忧伤。一阵悲凉在我心里涌动，说不出的难受。我当时就暗暗对自己说，以后我能找钱了，一定要让母亲好好过日子。 1962 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仙峰教书，第一次领到工资，我立即给母亲寄了 10 元钱去。 1966 年东东出生，我就把母亲从县城接到学校来，一方面让母亲给我们带小孩，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母亲享受天伦之乐，实现我少年时期暗中对母亲的许诺。可是母亲到我那里没几天，校长就向我传达文件，说地主家庭的人不准住在机关学校，要母亲立即回家。我说母亲不是地主分子，不属管制人员。但校长说，还是不能留在学校。没有法，只好送母亲回家。母亲回家那天，学校操场里正在召开斗争阶级敌人的大会，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发现，母亲听到这些口号声，神情显得有些紧张。我心里暗暗催促那装载母亲的班车，快快启程吧，别把母亲吓着了。母亲走后不久，我们把东东送回家，让她带。带了两年多，直到东东可以读幼儿园了，我们才把东东接到学校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东东没有生过一次病。每天，母亲或父亲都要去农场为东东买一瓶鲜牛奶，要给东东煮一个鸡蛋，保证东东有足够的营养。后来东东考上北京大学，街房邻居都说，龙大婆（指母亲）带的小孩，真神！这些街坊邻居说的也不无道理。德训四哥的大女龙红，德强六哥的大女龙健，都是母亲亲自带过的孙女。龙红夫妇从香港回归起，就一直在香港、非洲、美洲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走遍了东西半球，可谓光宗耀祖。龙健却是学霸式的人物，从搞计算机到搞经济，出类拔萃，后来成为顶尖的银行高管。母亲的恩德惠及子孙后代，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这是母亲 1984 年的留影。那时母亲已的脑梗阻，
但看得出她慈祥的面孔里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1978 年母亲因脑梗阻瘫痪。我们弟兄姊妹个个对母亲都有深厚的感情，都十分焦虑，立即聚集在她身边。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完善对母亲的赡养约定，每月都给母亲固定的生活费和零用钱，请保姆照顾她。德训四哥的航天工业部单位还可给母亲报销药费，我们就定时给母亲买药送去。 1981 年我调到兴文中学教书，每个周末我都要带着东东和迎春去看母亲。我有时还去给母亲洗脚。 1983 年东东考上北大，母亲特别高兴，悄悄拿了 10 元钱给东东，就像当年拿鸡蛋给我吃一样神秘。东东也不忘奶奶的恩情，每次假期回家，东东知道奶奶喜欢吃甜食，都要给她买点糖果。 1988 年父亲去世后，母亲送到纳溪和德芬二姐住在一起。 1990 年母亲在纳溪去世，享年 82 岁。母亲和父亲合墓葬于兴文晏阳镇城北苏麻田。
母亲的爱，已转化成我的爱。而母亲的伟大，却成永恒！
1984 年春节四世同堂合影，前排中为母亲和父亲。
（ 2020 年 5 月 10 日于成都翡翠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