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玉人生》（9）
荒唐岁月7-6
劳改“成名”
1971 年 12 月中旬，我被送我到宜宾黄沙河耗子沟劳改队。该劳改队是个有烟煤厂。刚送去的人，都先在入监队学习一段时间，根据表现情况再分去下面的中队或其它劳改队。那两年劳改队特别热闹，送去耗子沟劳改的人太多，没有住处，大礼堂里，用木板搭起临时大床铺，一人紧接一人，挨着睡。每隔几天又有一批人送来，耗子沟一片繁荣景象。容不下那么多人，便不断往凉山里边的雷马平劳改队送。我在入监队也没呆多久，被分到耗子沟二中队三组。
管三组的管教干部姓丁，说话简练，十分威严，每天下午给我们开会，布置生产任务。挖煤的一般要完成 1 吨，拖煤的一般要完成 1.5 吨。丁管教说了算数，没有人敢耍赖。我被安排拉荒渣，没有额定任务。耗子沟的煤层很薄，只有 30 公分左右。所以挖煤和拖煤都十分艰难和危险。每天还没有天亮，我们就起床下井。井口有洗澡厅，在那里把衣服脱光寄放好，只穿一条内裤，提着一个电瓶灯，便走路下井去。沿着铺设有小轨道的隧道走到本组的工作面，便拖着船子进去拖煤。井下恒温，空气不怎么流通，一动便出汗，全身汗淋淋，连裤带都要湿透。手又直接接触煤灰，结果除了眼睛亮晶晶之外，身上没有一处不是黑的，完全成了一个“黑人”。手工挖煤是十分艰难而危险的工作，挖煤人稍有疏忽，没有把防止岩石掉落的顶子做好，岩石掉落下来，自己就把自己埋葬了，往往连尸骨都找不回来。我一下煤井，因空气不好，就感到昏沉沉的，哪里还有力气拖荒石。幸好丁管教没有给我定任务，也不过问我完成任务的情况。再加上做记录的老赵和我是好友，他是不向丁管教回报我的劳动结果的。所以我每天下井，不过是去报个到而已。但其他人完不成任务，可就惨了。有的必须第二天补上。有的必须当天完成任务后才允许下班出井。由于这样，有的人上班两头见黑，即天没亮就下井，天黑了才出来。如果任务还没有完成，往往记录员就奉令把他捆绑起来，送到办公室交给管教干部处理。井下时常出事故。刚进煤井有一个陡坡，那段隧道要用缆车来拉矿车。如果缆绳断裂，一车煤块或荒石，就像水泊梁山好汉放的滚木雷石一样，呼啸而下，狭窄的隧道里很难找到藏身避难的地方，往往会造成伤亡事故。幸好有两次事故，我都没在现场。有的狱友为了逃避下井挖煤，狠心将左手的拇指宰掉。由于手握不住挖煤工具，便有脱离井下工作的理由。有的将电瓶灯里的硫酸，倒在自己的脚背上，把肉皮烧烂，制造风湿严重的假象，以便有要求脱离井下工作的理由。这些狱友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下井劳动，其井下劳动的艰苦与危险，亦可想而知了。我因此感到我是一个特殊囚犯，让我对丁管教更是十分敬重。但我直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丁管教为什么对我那么爱护？而且我一到耗子沟，就上交了申诉书的，他应该知道我是不认罪的人。他很严肃，在耗子沟期间，他从来不和我交谈。他肯定也知道我的劳动业绩，但他从来不过问。有时开会没有事了，还叫我为大家读读报纸。感觉他很重视我。可惜五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到他。每当一想起他那副严肃神秘的面孔，想到他那无言的关照，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他在我最困苦的时候，让我知道，人世间仍有真诚善良。而他好像是神专门派他来保护我的一样。
我们二中队还有一位姓聂的管教干部。开初我没有介意，但总觉得眼熟。一天，我和他在去厨房的路上相遇，他停下来望着我，我以为他有什么事，也停下来。他问我是不是叫龙德玺，我说是，他便离开了。我这才突然想起，他不就是“六一”事件后，代表宜宾地革筹到仙峰召集我们开座谈会的聂干事吗？怎么这么凑巧又在这里相会？判决我的主要罪状就是“六一事件”，这件事他完全清楚，而他去仙峰处理这件事的态度也是很明白的，他是应该了解我的。我正想给育奎寄一封信去，想告诉育奎她应该怎样配合我继续申诉，并给育奎打气。如果通过办公室检查，这封信肯定寄不出去。我觉得机会来了。我把信悄悄交给聂管教，请他帮我送到邮局寄出去。不久，育奎收到信后给我回了信。这使我对聂管教的感激之心永留心间。
在耗子沟劳改队，除了时常有工伤事故外，天灾也偶尔来袭。 1972 年 5 月，晚上一直下雨。凌晨 3 点左右，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听见有人不断大声喊叫，“救人啊！”我们光着身子跑出房间，才发现坐落在我们坡后的三中队出大事了。原来耗子沟劳改队沟两边都是一层一层房屋修上坡的。我们二中队和三中队毗邻在北边的坡上。那几天一直下雨，三中队房屋后的保坎有三米高，保坎内的泥土一直浸泡在水里，保坎没有泄水的缝隙，结果泥土里含水量达到极限后，压强猛增，保坎垮塌，形成泥石流，把三中队的房子夷为平地，很多人被埋在下面。我有一个哥们叫石可，正好也在三中队。他年龄比我大两岁，从小我们兴趣爱好相同，喜欢在一起打篮球、翻杠架、做垫上运动。文化大 G 命中在川堰厂工作。他也是因为参加文 G 运动，和我同一天被抓的。到劳改队后，他很悲观，我就鼓励他说，我们没有犯罪，一定会平反的。我们两个中队是邻居，他经常和我聊天，精神也逐渐振着起来。这时，我首先想着的就是他。我立即跑上坡去。我问侥幸没被埋的人，石可的床在哪里？那几个幸存者和石可都是好友，立即带我们找到石可的床铺位置，立即将那些建筑杂物和泥土搬开，才把石可救出来。石可已经昏昏欲睡，如果再迟一会，就不堪设想了。我们立即将他送去医院，才幸免于难。
进耗子沟劳改队不到一年，我被调到厨房去当炊事员。炊事员可是劳改队的“贵族”。炊事员享有很多特权，例如正餐可随心所欲地享用，厨房里还泡有一大罐药酒，炊事员可以随便喝。要知道，其他犯人每周星期三只能分到一条羹酒（约 3 钱）喝。炊事员和管教干部之间有一种传统的默契。例如，厨房组长按时要给管教干部办公室送开水去，回厨房时，他装开水的陶罐常常是装满一罐酒回来。炊事员们常常制作一些焦炭，装在大麻袋里，给管教干部家里送去，说是拾的煤渣。耗子沟的煤是有烟煤，燃烧时像柴一样有很大的浓烟。我们在做饭时，从灶膛里把刚烧尽烟子的煤铲出来，摊在地上，让它自然冷却，就成为无烟的焦煤。这是管教干部们最喜欢的“煤渣”。有时管教干部送来几两黄豆，叫我们给他做豆花。几两黄豆怎做豆花？老炊事员们都心领神会。厨房里有的是黄豆，加几斤进去，做成豆花，给管教干部送去后，我们也沾光，跟着吃个痛快。也许这些就是厨房里的炊事员会优先获得提前释放或减刑的秘诀吧。
我在厨房里，给几位老厨师学习，学到了不少厨艺，刀法和炒菜都基本入门。由于都是大锅菜，我一般都能应付。不久，老师傅让我专职做馒头。因为挖煤早餐后下井上班，一般到中午吃午饭时，都不能完成任务出来吃午饭，所以就在上午 11 点左右送一些馒头下井，让他们吃一两个馒头，补充能量，继续劳动，完成任务后才下班回中队吃午饭。原来做的馒头很难吃，大家都不愿意吃，常常拿来糟蹋，当飞弹甩出去攻击别人玩。我接受做馒头工作后，和老师傅学习怎样用窖头发面，怎样加碱，怎样揉面。我这才知道，做馒头的过程，实际上是化学上称为中和反应的过程。面粉用窖头发酵后，变泡了，但同时也变酸了，所以加碱进去和酸中和，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上笼加热，二氧化碳气体膨胀，面团不但失去了酸味更好吃，而且更泡更白更柔软。但关键技术是加碱加多少才恰当。因为面粉质地不同，面团多少不同，发酵温度不同，所需加入的碱都不同。就是说，面团因时因地酸性变化很大，加碱没有固定的比例。而且在加碱过程中，如果天气温度高，一会就会“走碱”，面团就又变酸了。怎样判断加碱量刚好达到中和，完全靠揉面团时的感觉。老师傅说，如果感到面团像乳房一样有弹性，往往就刚好达到中和了。如果面团松散沾手，可能就是碱加少了。如果感到面团结实无弹性，可能就是碱放多了。我根据辩证法原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逐渐掌握了做馒头的技术，做出的馒头又泡又香又好吃，井下的人吃了无不赞美。我每天上午把馒头蒸好后，在 11 点以前送到工作面去，挖煤师傅们都高叫“龙馒头来了！”争着抢吃我带去的馒头。其它中队的人听说我做的馒头好吃，在井下相遇，如果向我索要，我往往也送给他们尝尝。他们也赞不绝口。以后，“龙馒头”的雅号不胫而走，竟闻名于耗子沟。打篮球时，队员们在球场上也不叫我的书名了，大声呼叫我为“龙馒头”。我根据化学知识和辩证法思想，写了一篇标题为《做馒头的辩证法》文章，给狱友们看。为了自吹我活学活用的成绩，还抄了一篇送给管教干部。“龙馒头”还有理论文章，更是名声在外。一天，中队刘副指导员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讲，说干部食堂的馒头不好吃，干部们意见很大，听说我会做馒头，要我过去给干部厨房炊事员示范，交流一下做馒头的技术。我受宠若惊，决心去干部厨房露一手。晚上我去干部厨房揉好发酵面团，做好准备工作，还没天亮便起床去干部厨房操作蒸馒头。可是环境变了，面团量也变了，我有点大意，正式上笼之前我没有试蒸，结果碱加多了点，蒸出的馒头呈黄色，没有“龙馒头”特色，失败了。干部们来吃早餐时，很多人都问，今天早上的馒头怎么是黄色的？干部厨房的炊事员没有解释，我在旁边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出丑了，实在有点难受，便悄悄地离开干部食堂回到二中队去了。那一天，失败的沮丧让我昏头昏脑，像犯了好大的错误一样。到了晚上睡在床上，我才想到民间不是有一句谚语叫“馒头烤酒，称不得老手”吗？我没有把这次示范馒头做好，应该不足为怪嘛。我才稍得一点安慰不再自责了。后来我想，“龙馒头”闹的这个笑话，也许还是好事。如果我真的把那次馒头做好了，那干部厨房的师傅们不知要受多少指责，说不定还要迁怒于我呢。
在厨房蒸馒头，觉得工作轻松有趣，产生了闲情逸趣，我便买了一本针灸书，利用空余时间学针灸。医务室和我们二中队相邻，我常去看病闲聊。有个年轻医生和我很快成为朋友，他会针灸，就送了我几根银针。一天，王指导员叫我到办公室去，对我说，医务室反映，有人偷他们的器材，问我的银针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以为然，说：“你看我像是偷东西的人吗？”王指导员二话没说，走到我面前，抓住我右手，用力弯曲我的手腕，同时用力将我的手臂扭到身后。他太死心了，用力很猛，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罚刑，痛得我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好像是为了减轻痛苦，我本能地顺着他扭动手臂的方向转，竟滚到地上去了。他怕我的惨叫声惊动办公室外的人，便把门关上。他发现我实在是不堪一击，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便叫我下去了。以后他也没有再过问此事。后来有人给我说，这事是我们中队的犯人卫生员想立功表现，去向王指导员告密的。这个卫生员平时和我们相处还不错，总是点头哈腰的，没想到他还会告密。看他怪可怜的，一直到我离开二中队，我也没去直接找过他。八十年代初，我已经平反恢复荣誉，我们一家人到古宋去看岳父岳母，那天在街上竟和王指导员不期而遇，双方都显得有点尴尬。岳母不知我和王指导员之间的故事，给我介绍王指导员，要我称呼他叫“舅舅”。我这才恍然大悟，岳母叫王礼珍，王指导员叫王礼学，还真是我的舅舅。岳母说，我在耗子沟劳改队时，他们都找过王指导员，希望他要关照我。岳母这话立即解开了长久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在耗子沟劳改队住了三年多，由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里劳动，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谁把我调到厨房去的？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谜。丁管教、聂管教虽然对我好，但他们可能都没有职权调我去厨房，也没有理由动机。我是公开不认罪的人，他们提出调动我的工作，是有很大风险的。看来，只有王指导员才有调我去厨房劳动的权力，他提出来，丁管教、聂管教肯定会附和。后来我再也没有和这位舅舅指导员见过面，无法确认此事。听说后来他为了离家更近一点，调到兴文县新华劳改厂（就是我参加抢枪的那个地方）去了。他仍然改不掉打犯人的脾气，结果被犯人投诉，终于遇到了鬼，指导员被撤销，受了处分。
1975 年春天，社会上已经有消息流传说，我们这些文 G 哥们，可能就要落实政策平反了。这时，我 5 年刑期也将完了。 6 月，我被送到耗子沟劳改队出监队。按劳改队的规矩，释放之前，都要送到出监队学习等候。 7 月下旬，兴文法院终于派人到耗子沟劳改队来接我，向我宣读兴文法院（ 75 ）第 28 号刑事裁定书，撤销 1971 年 11 月 9 日兴文军管会和人保组对我 5 年刑期的判决，宣布免于刑事处分，恢复教师工作。 1975 年 8 月 1 日，我回到兴文县城文教科报到。文教科发放 3 个月的工资给我，但说根据法院裁定，不补发工资。因叶育奎在建武幼儿园教书，县文教科安排我去建武小学教书。
这虽然恢复了我的工作，但没有补发工资，没有恢复我的荣誉，我继续申诉。 1976 年 9 月 25 日，宜宾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刑二申（ 76 ）字第 18 号），撤销原所有判决和裁定，无罪释放，恢复名誉，补发原来未发的工资。我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但可笑的是，在补发我坐牢期间的工资时，竟扣除了每月 10 元的伙食费。多么可笑啊，坐牢还要自带伙食费。不过，大事已经解决，计较这些小事，好像小气了点，便算了。庆幸的是，荒唐的岁月，随着牢狱之灾的减除，感觉也快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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