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玉人生》(8)
荒唐岁月7-5
囹圄之灾
1970 年入夏，文 G 中两派斗争在上层表现更激烈，造 F 派显然处于劣势，社会上开始进行“一打 S 反”，实际上是打击造 F 派。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兴文已经将张蜀才等人抓了。不少关心我的人对我说，你要小心，你已经被盯上了。有什么办法，我又不会去找有关的人低声下气地认错。我是一个走正道的人，明白已无回天之力，自觉躲不过这一劫难，抓紧时间做一些准备才是当务之急。育奎已经怀孕 5 个月了，我把买到的猪肉熬成油，给她准备好坐月子吃。我清理了我的资料，将我在文 G 中写的日记、文章和资料，捆成一包，悄悄送到粮站黄达元那里去，请他保存。我坚信这些资料能证明我是好人。黄达元比我小一点，泸州人，中专毕业分配到仙峰来的。他家庭成分好，爱学习，有能力，领导干部信任他。他其实不是正宗的造 F 派，他对人诚实厚道，对我很欣赏，很信任，常常夸奖我，和我成为了知心朋友。资料放在他那里，应该最放心。他收下了我的资料，并祝福我要好好保重。
7 月 12 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县军管会派公安员到我家里宣布拘留我。趁我签字的时候，育奎立即将四岁的大女儿东东带到楼下彭园长家里，不让她看到这目不忍睹的场景。公安员在我家里翻了我的资料和书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把我带走，关押在区政府会议室。到了那里，发现陈龙汉同时也被逮捕了。那一夜，我浑浑浊浊，不知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一会想，我参加这场运动，究竟有什么不对？究竟有没有必要？我人生才开始，难道就带着“反 G 命”帽子去过余下的日子？一会又想着怀孕的育奎和四岁的东东，他们今夜怎么过？两娘母坐在灯前，家里没有了男人，真是孤灯孓影呀……引发我一阵阵心酸。我忽然想起，明天公捕我，正是农历 6 月 11 日，不正好是我 28 岁的生日吗？是谁选这么好的日子抓捕我？我为什么要参加这场运动？如果不参加，就没有现在的事。如果没有这事，我们一家人通常在这时都要请亲戚朋友们来家里一聚，喝酒吃肉，猜拳打牌，忘其所以，甚是欢畅，那日子多好啊……
第二天十点在区政府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抓捕我和陈龙汉。我和陈龙汉被推上台亮相，没有捆我们，我还以为今天对我们真人道。会议正式开始，主持人宣布逮捕陈龙汉，刚转业到兴文公安局来的何干事负责捆他。何干事是一位篮球运动员，年轻气盛，他捆人的技术好像是经过专业训练过的，十分内行。他将一根新棕绳的中点置于陈的后颈处，左右两边对称地从肩、手膀、手臂，扎扎实实地缠到手腕，将两个手腕交叉在腰后栓牢，然后将余下的棕绳，往上拉，从后颈处的棕绳穿过，迂回到手腕处栓结。何干事为了震慑“反 G 命”，打击其嚣张气焰，他用吃足奶的劲拉绳索，使手腕和后颈的距离尽量缩短。但他对用手拉仍不满意，便用左手托住陈龙汉那捆在腰后的手腕，右手拉紧从颈后迂回下来的棕绳，使劲用力，竟把陈龙汉举在空中，让手腕和后颈的距离缩短到极限。只听得陈龙汉情不自禁地惨叫，在场的人无不胆战心惊。幸好何干事对我不怎么感兴趣，是另一个新兵捆我，不像何干事那么认真，困得不怎么痛。公捕会进行了二十分钟左右便结束了。我们被押回住处。只听陈龙汉凄惨地直叫：“何干事，快点给我松绑啊，我的手要残废了。”何干事不紧不慢地说：“陈龙汉，今天你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了吗？”陈龙汉马上回答说：“何干事，我尝到了！尝到了！你快给我松绑，我的手要残废了！痛得很呀！”何干事好像要确认陈龙汉是否认输，又重复地问：“你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了吗？”陈龙汉紧接着说：“尝到了！尝到了！你快给我松绑，我受不了啦。”何干事看到平时威风凛凛的“陈司令”服了，才慢悠悠地走到陈龙汉身后去解绳。由于捆得太紧，陈龙汉手臂的血脉完全不通，手臂变成紫黑色，完全麻木。何干事又重复捆绑时的流程，将陈龙汉的手腕往上托，才把绳索的死结解开。人们哪里知道，解绳其实比捆绑时更痛。在解开绳索的那一刻，只听到陈龙汉更加大声地惨叫，并不断地叫：“我的手残废了！残废了！……”在场的人，个个面带恐惧，呆若木鸡，只听到陈龙汉的呻吟声。
当天我们就被押送到县监狱去。
到了兴文监狱，首先是登记清理身上物品，只准净人进监。我戴的帽子，其遮阳立即被干事撕扯下来丢掉。这无遮阳的帽子，立即成为罪犯的标志。然后，叫街上的理发匠吴大进监，把每人的头发一律推去变成光头，好像是在头上再加上一个罪犯烙印。我刚满 28 岁，经这两下收拾打扮，自觉已变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阶下囚了，羞愧万分。之后，经过铁门进入一道有电网的高围墙内，打开第一号监房的门，推我进去，丢一个被子给我，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锁上铁锁，我就算是正式入狱了。
牢房门关上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气味难闻。我环视一看，监房里已经有三人。他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们住的监房，大略有 8 个平方米，三面是墙，一面是门窗。和门窗相对的墙边，用木板搭了一个像北方一样的炕，占据了监房三分之二的面积，便是我们四人共睡的大床。屋里有一个木桶用于大小便，另一个木桶用来洗脸洗脚，就再也没有其它设备了。我最后去的，他们安排我睡在木板大床中间。安顿好后，三位狱友才和我攀谈。一位穿着破难衣服并用纱布吊着左手臂的叫刘春华，与文 G 中的名画《去安源》的画家姓名相同。他说认识我，我感到奇怪。经他一解释，我还真的回想起来了。他是孤儿，五十年代就从泸州到兴文来求生，住在南街十字口熊家栈房，离我家只隔几户远。他当时应该是读小学或初中的年龄，每天却去仙峰挑硫磺到兴文，挣点钱吃饭。他看见我有些惶恐的样子，便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监狱吗？监狱就是大门上有小门，木窗外有铁窗。”他主动向我介绍，说他是卖药时被反 G 命分子沈才荣扭进监狱来的。说着，立即就口无遮拦地破口大骂沈才荣。他这一骂，让我不敢接话。因为沈才荣是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呀！幸好他不知实情，我也装着无事的样子，只好由他随便骂去。他骂一阵，便跳转锋头，说他卖药，有什么不对？做生意是将本求利，天经地义，什么走 Z 本主义道路？我们都无法插话，他才慢慢消停下来。
另一位狱友姓黄，是个年轻的农民，是仙峰区周家公社人。看去身体瘦弱，不大言语，对人很讲礼节。他说是因为公安特派员说他写反标，把他和另一个年轻农民一同抓进监狱来的。
第三位狱友叫杨红远，是防疫站的医生，是前两年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兴文来的中专生。是因为有人检举说他写反动诗歌被抓进监狱来的。
第二天放风，才知道兴文县在抓我的那天，同时抓了二十多位“反 G 命”。那些人中大多数都是我在文 G 中的哥们朋友。兴文监狱顿时热闹起来了。只见大家都不敢公开打招呼，不敢交谈。有的垂头丧气，有的不断摇头，似有蒙冤受屈之意。
原以为抓进监狱去，立即就有人要提审我。可是关了十多天，也没有人理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悄悄聊天。牢房里光线很差，空气不流通，只能容许一人走步。整个监狱只有一份四川日报，轮流看。轮流到我们牢房时，新闻都过了六七天了。我渐渐才明白，监狱其实就是用无聊来折磨人。无聊，才会让你静下心来面壁思过，你就想家，想亲人，才会悔过，才会认罪。这真是高超的治人之术。
确实是这样，我进监不久，特别思念的就是我的亲人。我这才觉得过去在家里，没有很好关心老婆，特别是近半年，她已经怀孕了，由于我参加了这场运动，带来了这么多烦心事，她骂我，说没有过到一天舒心日子。这确实是我的罪过。我的大女儿东东，刚出生时，显得很干瘦，可是不几天，就长得又白又胖，十分好看，像个标准的洋娃娃。逐渐长大后，教她唱歌跳舞，一学就会，朋友们都喜欢她。我根据当时流行的风尚，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敬东”，意思是尊敬伟大的领袖。可是，现在我却被关在领袖的监狱里，真让人费解啊！进监之前，我天天忙着闹“ G 命”，还没来得及给育奎怀着的小孩取名。进监狱后才有时间想到此事，于是，我给育奎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小孩是男的，就取名为“潜”，寓意不要像我那样浮躁。如果是女孩，就取名为“迎春”，取自领袖诗句“飞雪迎春到”，鼓励育奎，孩子和我们都会有希望，凝寒之后，一定是春天。我进监狱时，东东刚满过四岁。进监狱后，时间真是难熬，我天天都在想，东东长成什么样了？东东已经 5 岁多了时，正值暑假，我被派去公安局门口修路，我母亲知道此事，便带着东东来看我。才分别一年，我都不大认得东东了。东东长高了，瘦了，脸上长了一些豆豆，颈脖上长满痱子，已不是原来那个“洋娃娃”模样……阵阵悲凉向我袭来。母亲小声对东东说，喊：“爸爸。”东东轻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不敢去亲她。更加心酸。母亲、东东和我都不知道说点什么话，只是都用眼睛看着对方。我要干活，看到管犯人的干事严肃的样子，母亲便牵着东东走了。那晚，我一夜睡不着，就想，育奎的工资只有 34.5 元，两个小孩，还有岳母，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如果我没有进监狱，东东也许就不会长得那么瘦弱，也不会生一身的痱子吧……
狱友中，唯有刘春华很自在，每天好像都很快活。他左手打着绷带，吊在胸前，好像骨折还未好，另一只手还要练习写字。他把监狱发给他的卫生纸用去抄字，却把监狱发给他的被子里的棉絮扯出来擦屁股。开初我对他认真抄字很疑惑，在监狱里谁还有心思抄字？后来在和他聊天时才知道，他养成抄字的原因，还很有来头。原来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他觉得每天去仙峰挑硫磺很苦，便结识了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到处流浪，后被永兴茶场收容。文 G 中他学会了去乡镇赶场卖假药，结果被沈才荣他们扭送去公安机关，关押在兴文监狱。他被关进监狱之后，公检法被“砸烂”，便没有人过问他们的事，放风时任他们随意接触闲聊。接触中，他认识了王正。王正是什么人？说来话长。王正住在兴文县城南街，在我家斜对门，小名王牛儿，父亲叫王友顺，开面馆的穷人。大人们曾教我们唱过：“有鬼闯到王友顺，簸箕盖到尿来淋！” 1950 年解放兴文，解放军晚上进城，老百姓都把门关上，不敢出户。唯有王正把门打开，走到街上，高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兴文！”并和解放军热烈握手。王正当时才十几岁，便成为新政府信任的积极分子，不久入了党，还当了干部。 1958 年大跃进炼钢铁，直率刚正的王正认为那样炼钢不对，劳民伤财，不服从领导，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判了刑，送到新华劳改厂服刑。后来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王正也随之获得了释放。 1964 年大抓阶级斗争，有关领导发现王正和劳改队的就业人员有书信往来，便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把他抓了，关进监狱。他过去只是发发牢骚，可是这一次重进监狱，他的想法就真的变了。在“砸烂公检法”期间，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在监狱里随意串访，胆子越来越大，王正自任总理，暗中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给只读过几天小学的刘春华封了个宣传部长。刘春华为了不负王正期望，就天天练习写字。不久，有人告密，王正组织的“反 G 命”集团败露。在此期间，刘春华他们被押回永兴茶场批斗，回来时在袁家洞出车祸，死了两人，他命大，没有死，仅是手臂被摔断了。他出医院回到牢房，打着石膏绷带的左手吊在胸前，但他仍然天天坚持练习写字。他这个习惯竟然丢不掉了。后来我发现，他的手其实早已经好了，动作也自然，我向他建议不必再包扎吊着手，那样对受伤的手反而不好。他用狡诘的眼光看着我说：“我已是残疾人，我要政府永远供养我。”后来王正被以组织“反 G 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春华同时押去陪宰，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那天他从刑场回来，不断地说：“太不人道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王正在宣判会上呼口号，他们就用钢条刺穿王正的腮包，不让王正呼口号。我问刘春华，王正呼什么口号？刘春华说，呼“人民万岁！”不几天，刘春华送到劳改队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
如果说社会把刘春华逼得手毒心狠，那么杨红远却是被逼得神经兮兮的。他刚抓进监狱，才结婚的老婆就和他离婚。他写的诗，为什么是反动的，他也不知道，是别人分析出来的。那天，安排他去公安局门口劳动。收工时，发现杨红远不见了。整个公安局顿时慌乱起来。干事们立即分头去找他。结果在沿着街道往防疫站方向追到了他，抓回监狱，看守士兵们狠狠揍了他一顿。干事们问他为什么要跑？他说要回单位拿毛巾牙刷，让干事们哭笑不得。为了让杨红远老实一点，公安局安排县卫生系统在一个晚上批判他，并借机狠狠地捆他。杨红远被捆得很惨，第二天睡了整整一天。第三天放风时，他终于也出去散步。张蜀才走到杨红远面前问他：“杨红远，前天晚上盛况如何？”他不假思索便回答：“而今迈步从头越。”让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但又不敢大声喧哗。
我天天盼望提审我，希望把事情说清楚好放我出去。我为什么抱着这样的希望？因听人说，抓进监狱时，“逮捕”和“拘留”是有区别的。我属于“拘留”，关押三个月后，如果没有宣布为“逮捕”，就有释放的可能。可是既不提审，也不宣布逮捕，却常常捆绑出去接受批判斗争。那时有一句名言叫“阶级 D 争天天讲”，于是县里开“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我被认定是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 G 命分子，被推出去批判。县里开 “ 工业学大庆 ” 的大会，我又是破坏“工业学大庆”的反 G 命分子，又被推出去批判。县里召开知青大会，我又是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反 G 命分子，又被推出去批判。县里召开“教育要 G 命”大会，我是本系统的人，不必说，更是破坏教育 G 命的反 G 命分子，更要推出去批判……这样，各行各业都知道有一个“反 G 命”分子龙德玺，这就是我在兴文县还颇有点知名度的重要原因。但形成这样的知名度，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每次推出去批判，就是一场痛苦，他们不给你戴手铐，都是用最原始、最廉价的方法，用绳索捆绑出去。如果遇到捆陈龙汉的何干事之类的人，那就倒大霉了。有一次，我和陈龙汉等人被推到仙峰去批判斗争，来回步行走 50 里山路，现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我们被推到仙峰街上的坝子里，站在高板凳上接受批判。那天天气很闷热，太阳晒着我的光头，过了几十分钟，我的手已经麻木，心里发慌，实在受不了，就对押我的士兵说，我要去小便，心想这样可以松一下绑，休息一下。可是那士兵阶级斗争觉悟很高，似乎看穿了我的阴谋，不让我去。不一会，我大汗淋淋，心里更加发慌，慢慢便失去了知觉。但很奇怪的是，我站在高板凳上，居然在我失去知觉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倒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好像熬过了极点，我才清醒过来，才感觉舒适一些，终于熬过了那场批判会。
监狱里虽然与世隔绝，但兴文城里的阶级 D 争动态，都可通过高音喇叭的声音知道。每天还没天亮，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特别是南操场要开批判会，那喇叭的声音更是清晰，好像故意向我们广播，以震慑我们的心灵。那效果果然很灵。每当听见喇叭里放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我们心里就在嘀咕，今天会推我去批判吗？但也有让我们高兴激动的事情。那天，又开始实况广播南操场的批判斗争会，我们突然从高音喇叭的声音里听到：“把坏分子何泽江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广播里说的“何泽江”，是不是在仙峰抓捕我们时，要陈龙汉回答“尝到无产阶级专政味道没有”的那个公安干事？继续听下去，果然就是这个何泽江，他是因为强奸知青被抓的。我们真是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幸灾乐祸起来。还未到放风时间，整个狱中已传开这特大新闻。放风时，陈龙汉对我说：“坏人总有恶报，才几天？何泽江就得报应了。”并说一会他被送进监狱来，他要亲自问何泽江：“何干事，这次你又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没有？”我和陈龙汉都很得意地笑了。可是天黑了，不见送何泽江进监狱。第二天，第三天，仍不见他来。我们想嘲笑奚落何泽江干事的计划，终不能实现，真让人扫兴。后来才知道，何泽江被判的当天，领导为了保护这位阶级斗争勇士，立即送他去老家长宁县，交地方管制了。
监狱里，除了精神上的痛苦外，就是吃不饱，时时都感到饥肠辘辘。每天，送饭的人从大门上的小门递进一碗饭菜和一碗汤，就再也吃不上其它东西了。每个礼拜吃一次回锅肉，只有几片，三下五除二吞下肚之后，带来的却是吊口味的痛苦。我们几个狱友，常常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回家以后，如何饱饱地吃一顿饭。有的说，他要买一大盆包子回家，放在桌上，摆成流水席，一个接一个地慢慢吃，从早吃到天黑也不收场。过去，看见有谁吃饭狼吞虎咽，吃得快，往往有人就会戏谑地说他， “ 你是从牢里放出来的吗？ ” 在监狱里，我们才对这句话有切身的感受。也难怪，如果监狱里的牢饭好吃，人们不就争相去坐牢了吗？
监狱里也有比较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去干活。那时，兴文还没有自来水，公安局和监狱吃水，都是去南街双水井挑水吃。不过，叫我们去挑水，我们的心情都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比呆在牢房里对身体好，另一方面，在士兵押送下，光着脑袋挑着水桶从街上经过，看到认识的人，心里总有一种羞愧感，很不是滋味。有一天在去挑水路上，我突然发现黄林和黄建两位学生，正从对面走来。我不好意思面对他们，正想躲避，可他们两人却不怕持枪的士兵，有意走近我，喊了一声“龙老师”。我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激动。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五十多年了，我一直把这两位学生的亲切呼唤，收藏在我心里。因为这一声，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为了便于劳动，我和章胤同时被调到拘留室关押。章胤比我大十岁，是进军西南的干部。我们是同一天入狱的。我读初中时，机关干部周末在学校开晚会，不准我们去观看，只能远远地听。我听到有人演奏二胡，声音十分动听，说演奏人是章胤。从那时起，章胤的名字就深深地留在我心里。文 G 中，章胤是兴文造 F 派红司的黑 G 参。县革筹成立后，红司派章胤到仙峰帮助我们筹建仙峰区革筹，我才和他有真正的接触。我发现他考虑问题很仔细周到，组织能力很强，修改文章更是行家。相处不久，我们就成了知心朋友。文 G 中，我每次去县城，总要去他家坐坐。我发现，他家是一个造 F 派沙龙。他家的墙上，有一个简易书架，上面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五十年代初，他在兴文宣传部当理论教员，这些书多数都是那个时候买的。 57 年反右斗争，他定为“中右”，但他的悲惨比正式右派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工资降了几级，在单位上实际是当为极右分子看待。我们到他家，都喜欢去翻翻那些书来看。他的夫人叫罗代明，是小学老师，聪明幽默，有表演天赋。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通过她的动作表演和叙述，把我们所有人都逗得哈哈大笑。和章胤比较严肃的面孔相比，形成宣明的对比。章胤被打成红司的黑 G 参，和他热闹的家庭沙龙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在监狱里，我发现我和他才是真正能产生共鸣的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都不认罪。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报纸上出现的领导人发生了一些异常，我悄悄地和章胤交换意见。他说他也感觉到了，但不敢说。那就是 1971 年林彪事件出现后，我和章胤从报纸上都最先感觉到了。这使我们双方都确信，我们是真正的知音。
拘留室一共住四人，除了我和章胤外，还有陈龙汉和陈定云。陈龙汉是泥工，我们其余三人都帮着打杂。公安局宿舍每家都在房后补修了一间屋，作为厨房，我们四人负责砌墙，泥墙壁。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可以随便说话，慢慢干活，不再成天想那些烦心事。这可能是公安局陈局长对章胤和我的关照。因为章胤和陈局长有交往，曾写条子要求和陈局长谈过案情。我也找过陈局长谈过话。负责修房子的师傅，恰是我的侄女婿邹封疆。我有时就通过他给我母亲带信，或请他给我买点吃的东西来。有一天，他给我买了几个饼子来，怕监管干事看见，便把饼子放在另一间我们要去泥墙壁的屋里。我们趁监管干事没注意，才悄悄去拿来分吃。章胤的女儿章二妹胆子最大，不怕恐吓，不怕白眼，常常按照她妈妈的吩咐，为章胤送吃的来。管牢房的钟干事人很忠厚，章二妹送来的东西，他都及时转给章胤。晚上，我们四人在拘留室便分享这些东西，感到十分惬意。拘留室没有灯光，我们就摸着瞎吃。张二妹送的腊肉，很肥，原来我们在外面根本不喜欢吃，可是，在牢房里，吃起来就特别香。章二妹还带来了一瓶药酒，没有酒杯，章胤让我们拿着酒瓶，轮流喝。进牢房以来，还没有喝过酒，太令人兴奋了。没有灯光，轮到我喝酒时，将酒瓶一倒，酒竟来势匆匆，差点口都包不住了。一巡下来，章胤把酒瓶拿到窗户前，借着蒙蒙的一丝光线，发现酒瓶里的酒已喝去大半。章胤只相信陈定云喝酒不客气，便有点埋怨，要陈定云文明点，提示每次喝酒不要喝得太多。我暗暗发笑。他哪里知道，我喝的那口酒，也许并不亚于陈定云哟。
一天，我挑石头，起步时，仗着年轻力盛，不讲究姿势，猛用力向上挑担，只听我的腰部脊柱发出响声，顿时感到十分疼痛，腰部立即不能动弹。很显然，我的脊柱关节已发生错位或韧带拉伤。结果，我什么事都不能做，连穿袜子都无法弯腰完成。不久，章胤干活时，从墙上摔下地，也把他的脊柱摔伤了。监狱钟干事还专门在富安请闻名的骨科彭医生来给我们治疗。我和章胤都不能参加劳动了，钟干事就把我们调回铁门里的牢房里去，住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兴文监狱。
我和章胤都是以“拘留”名义抓进监狱的。所以，我们进监狱以后，都抱着希望，心想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后，就放我们出去。可是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没有消息，既没有转为逮捕，也不放人。
文 G 中司法程序很简单，公检法融为一体，最后的决定权是军管会。而军管会则是县里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的几位领导组成。
我进监狱快满一年后，终于提审我了。具体负责办我案子的是罗干事。
罗干事提审我以后，我心情很舒畅，觉得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放我回家的希望更强烈了。
我在期待着，然而等着我的却是更加严厉的批判。那天，高音喇叭又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我被捆绑去文化馆大礼堂批判。我这才明白，因为提审我时，我没有认罪，这是要推我出去杀杀我的威风。他们集中了全体县级机关干部，在全县调集了批判我的发言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声势浩大的批判会上，我越听越气愤，不知哪里来的胆量，我突然高声大吼：“除了参与抢枪我有错误外，全都是假的！”上千人的大会，突然鸦雀无声，台上的人不知所措，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我会来这一手。终于，有人想出了办法，立即找来一张毛巾，将我的嘴蒙上，栓紧，不让我的声音发出来。
批判会结束后，回到牢房，我终于明白，我是躲不过这一劫难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楼上，楼板上有一个洞，从洞往下看，见一人正在写布告，布告上有我的姓名。另有一人拿着一支红笔在姓名上画×。我发现，我的姓名上也画了个×。这不是宣判枪毙我的记号吗？我惊呆了，他们要枪毙我？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怎么办？我对自己说，现在什么也来不及想了，最重要的是，我被枪毙时，应该呼一句什么口号。我一激动，醒过来，才知道是梦，庆幸虚惊一场。但我很宽慰，赏识自己，因为虽然是梦，却证实了我，经受住了生死的考验。
我已失去他们释放我的幻想，预感他们不久就会宣判我了。我觉得在宣判我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育奎打气，让她知道我对判决的态度，让她充满信心生活下去，相信我们会有前途的。我决定认真地给育奎写一封信。但我这封信必须秘密送出去。为了防备被检查出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信写在一张旧手巾上，然后将手巾缝在我那件蚕丝袄里，以后找机会将蚕丝袄送到育奎手中。我写完这封信时，感觉就像在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样，颇有一点悲壮的感觉。晚上，我把信缝进蚕丝袄里。进行到一半，针线用完了，需要重新穿针加线，电灯却突然熄了。怎么办？我必须尽快缝好。因为说不定明天就送我去宣判，宣判后要做这些事，可能就来不及了。真是急中生智，我还真想出了一个不用眼睛看着穿针的方法。我把针上的余线，和要穿针的线打一个结连接起来，然后小心地拉针上的线，让那个结穿过针孔。这样我在没有灯光下，居然把新的线穿上针了。然后我就像瞎子一样，模着把写上信的手巾，缝在蚕丝袄里。我将藏信的秘密告诉章胤，请他出狱后告诉育奎。不几天，果然就对我进行了宣判。在押送回来的街上，我看见母亲的邻居石莲成大姐，便对她大声喊叫：“石莲成，请告诉我母亲，到看守所去拿我的衣物。”回到监狱，我将蚕丝袄交给钟干事，请他转给我母亲。后来我到了劳改队不久，得知育奎已经收到了我这写在手巾上的信。育奎看了信以后，将此信原件一直保存着。
现将此信原文刊录于下：
“育奎：你曾针对那些害我的人说：‘看你们怎样宣判他的罪状？'现在，他们终于将要给我强加种种罪名，判我劳改。你不要悲伤。毛主席的 G 命路线将宣判我不是反 G 命。育奎：你最了解我，我们的前半生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是追求进步的。他们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把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打成反 G 命，真不想想自己会有什么下场，这证明他们不是内奸都是蠢人。我的全部错误就是抢那支枪。从动机和后果来看，都不是反 G 命的。我的全部历史和整个工作是好的，我在文化大 G 命中的主流和大方向是对的。受蒙蔽无罪， G 命无罪，我根本不是反 G 命。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我完全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倒他们。我被打成反 G 命，给育奎和所有亲人带来很大的不幸。这是那些不执行毛主席政策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感到耻辱，把头昂起来。历史上曾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有的夫妻为了 G 命，分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相聚，有的甚至永远别离。只要想到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乐观地对待一切。育奎，只要他们给我带着反 G 命帽子，我们就要斗争下去。只有斗掉反 G 命帽子，我们才能很好地 G 命，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才对得起下一代，我们才有欢聚的一天。我们要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的政策。只有那些心是虚的人，不相信政策的人，才不敢斗争。我们都到过北京，事实教育我们，相信党中央再加上坚持斗争，就等于最后胜利。这‘永远忠于毛主席'七个字，是我在毛主席的生日时在狱中绣的。你把她保存好，当我胜利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看。在狱中，我一唱起《红灯记》就浑身是胆。育奎，当你困倦烦闷时，就唱起《红灯记》吧！在狱中，我常常想到过去我因忙于工作，对你关心体贴不够，有时你身体不好，我也不管，你眼睛近视很凶，到我拘留时也没配眼镜。你要爱护身体，在注意节约时要注意营养。要尽快把眼镜配好。若无法验光也要去买一副恰当的来戴。我的日记，工作笔记，底稿，重要材料，都能证明我是忠于毛主席的，要保存好。书籍封存保护好，等我回家处理。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乐观地生活下去，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工作。要教育好敬东和迎春。每当黄昏，我在狱中特别想念你，我就唱起《蝶恋花（答李淑一）》。育奎，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只有八年，是短暂的，今后的日子还有几十年，美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让我们以战斗去迎接吧！
龙七
七一、九、十八”
宣判我是 1971 年 11 月 9 日。他们根据原来的教训，在推我上台宣判之前，就用毛巾将我的嘴蒙上栓紧，让我无法出声。宣判结束后，在监狱办公室要我对宣判签字。我的签字是“毛主席 G 命路线宣判我无罪”。
现将兴文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对我的判决书原文刊录于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兴文县公安机关军事 G 制委员会
四川省兴文县 G 命委员会人民保 W 组
刑事判决书
（ 1971 ）刑字第 42 号
现行反 G 命犯龙德玺，男， 29 岁，汉族，地主出身，学生成分，高专毕业，四川省兴文县人，拘押前系兴文县先丰公社小学教师。
龙犯思想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 G 命中紧密配合五·一六反 G 命阴谋集团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抗拒执行中央的规定和命令，于 68 年 6 月 1 日为首伙同陈龙汉等人冲击新华劳改厂，抢夺执勤解放军战士半自动步枪一支，子弹六十发，手榴弹三枚，被该厂干警截获弄到厂部，要其认错交枪，龙犯拒不改悔，反而给××打电话造谣说“我和×××挨了吊打”，挑动蒙蔽群众冲击劳改机关，迫使劳改厂停产，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同时龙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为反 G 命分子庞××，撤管分子陈××鸣冤翻案，被驻区武装干部，公安人员抵制后龙犯不但不改，反而伙同犯罪分子陈龙汉等人对我专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报复揪斗。 69 年以来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甚至当众收听敌台广播，为敌特效劳，行为十分反动。
查现行反 G 命犯龙德玺，无产阶级文化大 G 命中顽固站在反动立场，公开为反 G 命鸣冤翻案，多次收听敌台，抗拒执行中央的规定和命令，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情节严重。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 G 命破坏，依法判处龙犯德玺有期徒刑伍年。（刑期自 1970 年 7 月 11 日至 1975 年 7 月 10 日止。）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
这个判决书，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范例，甚至连一些基本事实的叙述用语，也是错误的。例如，我的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不是“地主”。这区别是很大的。如果是地主，土改时一律要没收全部财产，赶去农村当农民。如果是工商业兼地主，财产不没收，仍然留在城里做生意。又如判决书上说我是“高专”毕业，哪有这样的学历？真是不一而足。“六一”抢枪事件，明明是没有策划的偶然事件。我没有为首，也不是主谋，事件过程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两个月后又把枪完整地还给新华厂驻军，怎么会是我的反 G 命行为？
至于判决书上的另外两条罪状，更是不值一驳。陈 ** 和庞 ** 根本不是四类人员，何来翻案之说。收音机串台大家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后，马上就转开了，这就叫收听“敌台”吗？显然，想用此两条虚假罪名去陪衬“主罪”，更是弄巧反拙。
我知道当时申诉没有作用，但我还是每隔一两个月就交一份申诉上去，以表明我不服，激励我的精神。从 1971 年 11 月 15 日至 1975 年 11 月 26 日，我共上交 24 份材料，其中正式申诉报告 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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